赵昺来的目的是考察当下士人的状态和思想，本来看到的已经颇让他失望，可旁听了陈普等人的话才明白，其不肯就任‘科学院’院长一职，非是因为‘才疏学浅’，而是根本从心底就瞧不起这个培养科技工程人才的工作，更是视工匠为贱役。
前世的赵昺便是学工的，对于这个职业可以说十分热爱，且引以为豪。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也利用自己曾经的所需在改变者世界，依靠造出的坚船利炮挽救了亡国边缘的大宋朝，借着科技的力量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并逐步渗透到社会的点点滴滴，改变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赵昺的行为仍然会遭到极大的阻力，臣僚们觉得他的是‘不务正业’，喜好技巧之物乃是玩物丧志，行的是贱役之事。不过随着他的坚持和效果的显现，还是赢得了部分臣僚的理解和认同，而今天在听了这些人的议论后，本来打算只听不说的赵昺还是没有沉住气，出言反击。可也知道，他的反击在诸多保守的士人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要想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绝不是自己怒火就能轻易改变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以令人信服的高超技艺证实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呢？赵昺以为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古中国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彼时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同时期的齐国相国管仲则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
意思是“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如此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
在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促进了社会平等，阶层流动。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快发现，发达的造船业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而这种纯靠经验的‘创新’不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如此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你总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将工艺理论化吧！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赵昺知道在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称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
在琼州时，赵昺也曾想到过这么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却没有刻意寻访，因为他在琼州时已经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以增加外贸收入，现在随着收复江南，匠作监的北迁，这项技艺已经完整的带到了江南地区。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来，这项织布工艺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了，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呢？
可能有人觉得如此说法太过偏激，宋朝也曾经出现过《营造法式》和《梦溪笔谈》这些记载了古代科技和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理论文献。但是赵昺会告诉你，那只是沧海一粟。
就说《营造法式》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
即便此书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
另外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诫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书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写《开工天物》一书的宋应星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的屡次失利，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前世的赵昺便是学工的，对于这个职业可以说十分热爱，且引以为豪。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也利用自己曾经的所需在改变者世界，依靠造出的坚船利炮挽救了亡国边缘的大宋朝，借着科技的力量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并逐步渗透到社会的点点滴滴，改变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赵昺的行为仍然会遭到极大的阻力，臣僚们觉得他的是‘不务正业’，喜好技巧之物乃是玩物丧志，行的是贱役之事。不过随着他的坚持和效果的显现，还是赢得了部分臣僚的理解和认同，而今天在听了这些人的议论后，本来打算只听不说的赵昺还是没有沉住气，出言反击。可也知道，他的反击在诸多保守的士人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要想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绝不是自己怒火就能轻易改变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以令人信服的高超技艺证实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呢？赵昺以为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古中国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彼时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同时期的齐国相国管仲则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
意思是“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如此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
在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促进了社会平等，阶层流动。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快发现，发达的造船业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而这种纯靠经验的‘创新’不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如此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你总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将工艺理论化吧！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赵昺知道在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称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
在琼州时，赵昺也曾想到过这么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却没有刻意寻访，因为他在琼州时已经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以增加外贸收入，现在随着收复江南，匠作监的北迁，这项技艺已经完整的带到了江南地区。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来，这项织布工艺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了，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呢？
可能有人觉得如此说法太过偏激，宋朝也曾经出现过《营造法式》和《梦溪笔谈》这些记载了古代科技和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理论文献。但是赵昺会告诉你，那只是沧海一粟。
就说《营造法式》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
即便此书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
另外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诫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书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写《开工天物》一书的宋应星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的屡次失利，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