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斐潜还没有找到之前的那些问题的具体解决途径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斐潜的面前。
守山的学宮出问题了。
倒不是什么向后世的什么极容易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打骂学生之类的事件，像后世的这类型的问题，在汉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并不是汉代的老师的师德一定比后世的老师要高尚出多少，而是在汉代的师傅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可以选择教或者不教。
调皮捣蛋的学生，根本不存在的。在汉代，知识的地位是崇高的，若是有人不想学，自然有大把的人抢着要学。
而是在经学的方面产生了一些争执，甚至是相互的攻击。
汉代之初，知识的传承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春秋之前的词语的用字用法都和汉代已经有了不少的区别，就像是后世七十年代的人绝对不知道“囧”这个字的引申意思，而九零后和零零后甚至不知道“囧”这个字的本义一样，时代的差距导致了文字上的错层，因此每个治经的大儒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上古那些拗口隐晦的文章，转换成为了让汉代人比较易懂的方式，这样就是经书上的分歧的根源。
尤其是在经学成为了国学之后。
不学经，何以立足于朝堂？
斐潜到了汉朝之后，才明白其实所谓的“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都是这些儒生们为了给自家的雕像抹金粉，而专门搞出来的名词。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并不是只坑了儒家的学子，而是除了法家和兵家之外的绝大多数的学子、学术著作，而所谓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也并非汉武帝真的对于儒家有多么的尊敬和推崇，和秦始皇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选择上面的考虑。
在战国时期，周礼崩坏，为了不同诸侯的统治阶级相互争斗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所以百家应运而生，也得到了了各地诸侯的大力支持，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这些在各地的学术界就不受以法家和兵家治国的秦朝上层人物喜欢了，因此才有了全国性的打击非法出版书籍及盗版出版商的统一执法行动……
而在汉代，黄老之学明显跟不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需求，不掠夺百姓的财产怎么支撑起庞大的帝国战争？
难道国和国之间的战争费用，或者说是相互争斗产生的费用，都是上层既得利益者来买单的？
开什么玩笑。
所以要将强调顺应而为，与民休养的黄老之学扫除出朝廷，汉武帝就选择当时马屁拍得噼啪作响的原本在朝廷上毫无根基力量的儒家学子，将这些人提拔上，顶替了原本老一辈的黄老人物，这就是独尊儒术的根源。
只不过汉武帝后来的这些刘家的孩子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一个个被儒家学子忽悠得找不到北，然后就坐看儒家势力一点点的庞大，成为了国家选材的重要标准，甚至到了后世相当长的时间便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在学宮发生的纠纷，就是出自于对于经书的各自理解不同进而引发出来的。
在后世，要吸引眼球，上热搜，怎么做？
蹭热度是最简便的做法。
斐潜的师傅蔡邕，上书辞去了朝廷职位之后，虽然换来了自由的权利，但是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蔡邕位于学宮之内，自然也有授课，讲述一些相关经书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自然是要对于一些比较隐晦的方面进行解释，因此就遭到了一些人员的质疑。
如果是简单的质疑还算是学术上的相互探讨的范围之内，斐潜也无话可说，但是为了出于政治上或者是私欲上目的，进行有意识的攻击，这就让人生厌了。
起初蔡邕还以为是普通的在学术上的探讨，但是随之也就察觉到了这种辩论上面的方向上的变味和偏差，特别是关于经文当中的谶纬辩解，这个玩意哪有那么容易三言两语可以辩论得清楚的？
可是在汉代，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谶纬作为东汉的一种显学，已经是对于现在的所有治经的学子们产生了巨大且广泛的影响。
以谶纬和灾异解经是当下汉代的主要潮流，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这是如今一代的风气，就好像后世某个时段内流行的什么颓废文学，后现代主义等等。
一方面蔡邕也不喜欢谶纬这一套，但是这一套又是当下的主流方式，要不然斐潜也不会派人四处宣扬散播“代汉者当涂高”的谣言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不好正面的去辩，因为不管辩论的输赢都对于蔡邕自身一点意义都没有。
输了就不提了，若是蔡邕赢了，对方可以得意洋洋的宣称自己和经学大儒关于某某谶言做了什么的辩论，仿佛自己就成为了可以和蔡邕比肩的人物，况且现在谶纬多妄，今日辩一个，明天辩一条，那年那月是个头？
所以蔡邕干脆就一甩袖子，老头子的脾气上来，根本不想理会这些拿着谶纬之言上来的家伙，但是没想到这些人却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宣称蔡邕之才徒有虚表，竟然连学术上的讨论都无胆参与……
真心是添堵啊！
斐潜如果之前没有读过《白虎通义》，或许还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不行，因为经学上面的这个《白虎通义》中大量采纳引用了诸如《援神契》、《钩命决》、《含文嘉》、《元命包》、《稽耀嘉》、《感精符》、《乾凿度》、《动声仪》等等的谶纬内容，不仅如此，凡是在引征经典时，通常都是先引谶纬，后引经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汉章帝时期在白虎观举办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经学辩论会，最后由班固将整个辩论会议的内容整理成书，因此等于是给谶纬这个玩意包上了一层皇权的外衣。
如果现在想要推翻谶纬这个玩意，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两句谶纬之言，而是持续了百年的整个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和当下儒学的天人感应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反对谶纬这玩意就等于是抹杀了皇帝天授的理论，所以蔡邕虽然不喜欢这个玩意，但是依旧不会站出来反驳。
那么现在这个难题也同样摆在了斐潜的面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还是说要再其中搅一点波涛，搞一点事情出来？
难办啊……
守山的学宮出问题了。
倒不是什么向后世的什么极容易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打骂学生之类的事件，像后世的这类型的问题，在汉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并不是汉代的老师的师德一定比后世的老师要高尚出多少，而是在汉代的师傅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可以选择教或者不教。
调皮捣蛋的学生，根本不存在的。在汉代，知识的地位是崇高的，若是有人不想学，自然有大把的人抢着要学。
而是在经学的方面产生了一些争执，甚至是相互的攻击。
汉代之初，知识的传承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春秋之前的词语的用字用法都和汉代已经有了不少的区别，就像是后世七十年代的人绝对不知道“囧”这个字的引申意思，而九零后和零零后甚至不知道“囧”这个字的本义一样，时代的差距导致了文字上的错层，因此每个治经的大儒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上古那些拗口隐晦的文章，转换成为了让汉代人比较易懂的方式，这样就是经书上的分歧的根源。
尤其是在经学成为了国学之后。
不学经，何以立足于朝堂？
斐潜到了汉朝之后，才明白其实所谓的“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都是这些儒生们为了给自家的雕像抹金粉，而专门搞出来的名词。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并不是只坑了儒家的学子，而是除了法家和兵家之外的绝大多数的学子、学术著作，而所谓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也并非汉武帝真的对于儒家有多么的尊敬和推崇，和秦始皇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选择上面的考虑。
在战国时期，周礼崩坏，为了不同诸侯的统治阶级相互争斗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所以百家应运而生，也得到了了各地诸侯的大力支持，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这些在各地的学术界就不受以法家和兵家治国的秦朝上层人物喜欢了，因此才有了全国性的打击非法出版书籍及盗版出版商的统一执法行动……
而在汉代，黄老之学明显跟不上汉武帝雄心勃勃的需求，不掠夺百姓的财产怎么支撑起庞大的帝国战争？
难道国和国之间的战争费用，或者说是相互争斗产生的费用，都是上层既得利益者来买单的？
开什么玩笑。
所以要将强调顺应而为，与民休养的黄老之学扫除出朝廷，汉武帝就选择当时马屁拍得噼啪作响的原本在朝廷上毫无根基力量的儒家学子，将这些人提拔上，顶替了原本老一辈的黄老人物，这就是独尊儒术的根源。
只不过汉武帝后来的这些刘家的孩子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一个个被儒家学子忽悠得找不到北，然后就坐看儒家势力一点点的庞大，成为了国家选材的重要标准，甚至到了后世相当长的时间便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在学宮发生的纠纷，就是出自于对于经书的各自理解不同进而引发出来的。
在后世，要吸引眼球，上热搜，怎么做？
蹭热度是最简便的做法。
斐潜的师傅蔡邕，上书辞去了朝廷职位之后，虽然换来了自由的权利，但是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蔡邕位于学宮之内，自然也有授课，讲述一些相关经书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自然是要对于一些比较隐晦的方面进行解释，因此就遭到了一些人员的质疑。
如果是简单的质疑还算是学术上的相互探讨的范围之内，斐潜也无话可说，但是为了出于政治上或者是私欲上目的，进行有意识的攻击，这就让人生厌了。
起初蔡邕还以为是普通的在学术上的探讨，但是随之也就察觉到了这种辩论上面的方向上的变味和偏差，特别是关于经文当中的谶纬辩解，这个玩意哪有那么容易三言两语可以辩论得清楚的？
可是在汉代，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谶纬作为东汉的一种显学，已经是对于现在的所有治经的学子们产生了巨大且广泛的影响。
以谶纬和灾异解经是当下汉代的主要潮流，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这是如今一代的风气，就好像后世某个时段内流行的什么颓废文学，后现代主义等等。
一方面蔡邕也不喜欢谶纬这一套，但是这一套又是当下的主流方式，要不然斐潜也不会派人四处宣扬散播“代汉者当涂高”的谣言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不好正面的去辩，因为不管辩论的输赢都对于蔡邕自身一点意义都没有。
输了就不提了，若是蔡邕赢了，对方可以得意洋洋的宣称自己和经学大儒关于某某谶言做了什么的辩论，仿佛自己就成为了可以和蔡邕比肩的人物，况且现在谶纬多妄，今日辩一个，明天辩一条，那年那月是个头？
所以蔡邕干脆就一甩袖子，老头子的脾气上来，根本不想理会这些拿着谶纬之言上来的家伙，但是没想到这些人却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宣称蔡邕之才徒有虚表，竟然连学术上的讨论都无胆参与……
真心是添堵啊！
斐潜如果之前没有读过《白虎通义》，或许还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不行，因为经学上面的这个《白虎通义》中大量采纳引用了诸如《援神契》、《钩命决》、《含文嘉》、《元命包》、《稽耀嘉》、《感精符》、《乾凿度》、《动声仪》等等的谶纬内容，不仅如此，凡是在引征经典时，通常都是先引谶纬，后引经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汉章帝时期在白虎观举办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经学辩论会，最后由班固将整个辩论会议的内容整理成书，因此等于是给谶纬这个玩意包上了一层皇权的外衣。
如果现在想要推翻谶纬这个玩意，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两句谶纬之言，而是持续了百年的整个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和当下儒学的天人感应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反对谶纬这玩意就等于是抹杀了皇帝天授的理论，所以蔡邕虽然不喜欢这个玩意，但是依旧不会站出来反驳。
那么现在这个难题也同样摆在了斐潜的面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还是说要再其中搅一点波涛，搞一点事情出来？
难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