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交的关系上，朱高煦与胡濙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废太子一党倒|台后，胡濙最先被任命为部堂级别的大臣之一。胡濙也抛弃了一切公私成见，遵照皇帝朱高煦的意思，主持了为齐泰洗白的事宜。
但此时，俩人都持谨慎态度。哪怕朱高煦事先说了“出门不认”、“一切无罪”的话，也不能完全消除其中的莫名隔阂。
人道是伴君如伴虎，胡濙有此慎重，理所当然。而朱高煦又能完全信任大臣们么？他如何指望胡濙这样的士大夫、能真正地理解他？
就在这时，朱高煦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下来。阁楼上的地板是木头的，地上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春初的木头仍有凉意。朱高煦调整姿势，一副舒服而懒洋洋的模样坐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失仪”，胡濙没有吭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朱高煦叹了一口气，用随和的语气道：“想当年，我在云南部署抓捕建文父子的事，其中牵连不可谓简单，我先控制了云南三司衙门，然后派出人马去接应胡部堂。这件事干得又快又准确，胡部堂是亲身经历，可算不上朕的自夸。”
胡濙道：“圣上雷厉风行，布局缜密，臣至今印象深刻。”
朱高煦道：“胡部堂明察暗访，办那件复杂的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才能。你也坐下来，我仰着头与你说话，累得很。”
“臣遵旨。”胡濙盘腿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君臣二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形式相对。
朱高煦又道：“后来朝中突然出事，我猝不及防之下，被迫起兵；整个‘伐罪之役’艰难重重，但也是有迹可循。
除了在战术方略上的正确决策、加上运气，汉王旧府文武上下一体用心，也是制胜之关键。当时汉王府的文武，信念十分一致，且明了简单，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还有甚么比求生欲更强、更具有普遍性的信念？”
他话锋一转，“现在朕登基了，却发现治理这个国家，其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控制一场战争。人心之多样，更是无法统一。即便是用理学的标准、来规范信念，仍然感觉无力。”
胡濙道：“圣上忧思，臣感同身受，只恨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不能为君分忧，实在有罪。”
朱高煦听到这句话，脸上有些诧异、也有些欣慰：“你来说说如何感同身受。”
胡濙沉吟片刻，说道：“圣上提到云南之行，臣想起当初在大理三圣塔下，有过一番对出仕为官的回顾。臣起初读书科举，有一腔热血，欲赈济苍生，功成名就退隐田园。不料苦心钻营，力求自保、上进，官越做越大了，却愈发觉得有心无力。”
朱高煦认真地倾听着，问道：“如何赈济苍生，能否说具体一些？”
胡濙道：“臣自乡间来，深知百姓疾苦，饥饿、寒冻、困顿、病痛、死亡，种种苦难只需一样便能让人痛不欲生，虽佛祖也无法普度众生。只有入世的人，才有些许作用，那便是做官。朝政清明、人心向化，可使庶民丰年不饥不寒，灾年不至于埋没荒野，甚至易子而食。”
“朕相信胡部堂的理想。那些只有私欲，没有理想与公心的人，无法如胡部堂一般，统率诸寮、获得人们的尊敬。”朱高煦鼓励道。
他接着又皱眉道：“缓解痛苦，确实也是一个务实的理想。然而国家与人，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仅仅想维持最基本的稳定，恐怕长远看是刻舟求剑，只会得不偿失。”
胡濙欲言又止，忽然开口问道：“圣上想施行新政？”
谈话一下子中断了，阁楼上君臣保持着奇怪的姿势，陷入了沉默。
朱高煦总算打破了安静，开口道：“朕知道，不少大臣在内心里不信任朕。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理由，却会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我的亲大舅徐辉祖。”
胡濙有点尴尬，忙道：“圣上待人以诚，比大多臣民更有诚意。”
朱高煦道：“朝廷需要一大批人来统|治，不管是新政还是旧政，用甚么样的人？历朝以来，曾经有过宗室分封、外戚专权、武将掌权，结果如何有史为鉴，其危害是国家完全失控。士大夫文官、与皇帝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统治世间者、必须是有才干的人。从智力上看，文官能从百万计的读书人里脱颖而出，本身就是这个世道的精英。朕即便依靠武力讨回了公道，也有充足的理由，要与文官达成信任和协作。有些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理念的偏差。”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我朝的处世哲理，似乎总是一个可以循环的圆。当今科举制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开恩科也是皇帝的权力，儒家理学也是朝廷提倡的思想；这样选拔出来的文官，皇帝又岂能反而过多怪罪？”
朱高煦看了胡濙一眼，抛出了更多的善意与妥协：“朕还想提高官员的收入。官员掌握着皇朝的权力，不应该像元朝一样被贵族视作工具，而应该名正言顺地分享更多东西。”
胡濙道：“圣上厚德，有先古圣君之风。”
朱高煦微笑了一下，又道：“世间并非不需要信念，却也不能太过指责官吏的道德。毕竟要求庶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要求君子大公无私，从来都只是理想的追求。咱们或许应该更多地完善制度，更加务实理性，而不能只靠人情与道德。”
胡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胡濙终于不再只说套话了，他忽然回到了正题、说起了解缙：“臣不敢声称解缙全然没有私心。不过胡学士诟病解缙沽名钓誉、卖直求名，臣倒以为有点冤枉了。”
朱高煦镇定地说道：“胡部堂请继续说。”
胡濙道：“解缙确实因为敢言，获得了很大的名气。他那样的人，可能觉得、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该说的话，言论符合圣人教导的气节。否则，解缙大可以把握分寸更加恰当，而不是多次将他自己陷于罢免的境地。
臣无法断定内情。不过解缙如此作为、能得到许多文官士人的赞许，个中情理，圣上亦不可不察。可见天下文人信奉圣贤之言，许多人实出本心，起码有一定的诚意，希望能维护仁义道德。假使官员都阴奉阳违，朝政岂是如今之局面？”
朱高煦抚掌赞许，反而鼓励着胡濙的说辞。
胡濙见状道：“世间万物阴阳调和，私心便是阴。朝中官员或多或少有私|欲，有结党保全之实，恐怕也是实情。”
朱高煦点头道：“这也是吏治太依赖道德，势必出现的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赏罚标准，官员缺乏安全感，当然要下意识地、用各种名目结党抱团，过分注重人情关系。”
他这时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解缙并无贪赃枉法之实，虽言辞失当，但也情有可原。朕决定这回还是算了。”
胡濙拱手道：“圣上心胸，如天海之阔。”
朱高煦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几下袍服，松了一口气道：“今日与胡部堂言谈，受益匪浅。”
不料胡濙起身后又问道：“经筵之事，圣上以为如何？”
朱高煦点头道：“一个月三次，朕也依你所请。”
胡濙拜道：“圣上圣明！”
朱高煦看着他的脸，终于忍不住说道：“朕觉得现行的制度，虽然已经稳定成熟，但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让国家前进的驱动力。”
胡濙愣了一下，似乎无法立刻理解，只好回应道：“是。”
朱高煦下了楼，在宫人的簇拥下，坐着轿子依旧去了柔仪殿。他在那里见到了太监王贵，贵妃妙锦。
他对妙锦说道：“‘靖难之役’、‘伐罪之役’以来，因为皇权的更替问题，朝中文武有矛盾激|化的趋势。朕登基不久，只怕将来会陷入无尽的内耗。这解缙与胡广的恩怨争斗，扩大之后没有任何好处，朕便做个和事佬；同时也是君臣之间的姿态，胡广比较听话，解缙不听话，和解罢！”
妙锦思索了片刻，轻声道：“圣上要做媒人了？”
朱高煦摇头，提起桌案上的毛笔，写了几个字：孔雀东南飞。
他把没干的纸递给王贵，说道：“你把朕的书法，拿去赏赐给胡广。”
王贵躬身上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去，说道：“奴婢领旨。”
朱高煦信守承诺，开始与妙锦谈起今天召见胡濙的情节。因为妙锦的立场不在于文官集|团，所以朱高煦更是少了一些避讳，说得更加透彻。将大明中|央集权的运行“圆圈”也做了一些见解叙述。
妙锦显然事先没有意识到，其中有这么多事情。她看向朱高煦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崇敬与欣赏。
朱高煦见状十分受用。无论他的内心多么复杂，却也无法摆脱原始的诉求，价值感与认同感。.
废太子一党倒|台后，胡濙最先被任命为部堂级别的大臣之一。胡濙也抛弃了一切公私成见，遵照皇帝朱高煦的意思，主持了为齐泰洗白的事宜。
但此时，俩人都持谨慎态度。哪怕朱高煦事先说了“出门不认”、“一切无罪”的话，也不能完全消除其中的莫名隔阂。
人道是伴君如伴虎，胡濙有此慎重，理所当然。而朱高煦又能完全信任大臣们么？他如何指望胡濙这样的士大夫、能真正地理解他？
就在这时，朱高煦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下来。阁楼上的地板是木头的，地上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春初的木头仍有凉意。朱高煦调整姿势，一副舒服而懒洋洋的模样坐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失仪”，胡濙没有吭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朱高煦叹了一口气，用随和的语气道：“想当年，我在云南部署抓捕建文父子的事，其中牵连不可谓简单，我先控制了云南三司衙门，然后派出人马去接应胡部堂。这件事干得又快又准确，胡部堂是亲身经历，可算不上朕的自夸。”
胡濙道：“圣上雷厉风行，布局缜密，臣至今印象深刻。”
朱高煦道：“胡部堂明察暗访，办那件复杂的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才能。你也坐下来，我仰着头与你说话，累得很。”
“臣遵旨。”胡濙盘腿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君臣二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形式相对。
朱高煦又道：“后来朝中突然出事，我猝不及防之下，被迫起兵；整个‘伐罪之役’艰难重重，但也是有迹可循。
除了在战术方略上的正确决策、加上运气，汉王旧府文武上下一体用心，也是制胜之关键。当时汉王府的文武，信念十分一致，且明了简单，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还有甚么比求生欲更强、更具有普遍性的信念？”
他话锋一转，“现在朕登基了，却发现治理这个国家，其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控制一场战争。人心之多样，更是无法统一。即便是用理学的标准、来规范信念，仍然感觉无力。”
胡濙道：“圣上忧思，臣感同身受，只恨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不能为君分忧，实在有罪。”
朱高煦听到这句话，脸上有些诧异、也有些欣慰：“你来说说如何感同身受。”
胡濙沉吟片刻，说道：“圣上提到云南之行，臣想起当初在大理三圣塔下，有过一番对出仕为官的回顾。臣起初读书科举，有一腔热血，欲赈济苍生，功成名就退隐田园。不料苦心钻营，力求自保、上进，官越做越大了，却愈发觉得有心无力。”
朱高煦认真地倾听着，问道：“如何赈济苍生，能否说具体一些？”
胡濙道：“臣自乡间来，深知百姓疾苦，饥饿、寒冻、困顿、病痛、死亡，种种苦难只需一样便能让人痛不欲生，虽佛祖也无法普度众生。只有入世的人，才有些许作用，那便是做官。朝政清明、人心向化，可使庶民丰年不饥不寒，灾年不至于埋没荒野，甚至易子而食。”
“朕相信胡部堂的理想。那些只有私欲，没有理想与公心的人，无法如胡部堂一般，统率诸寮、获得人们的尊敬。”朱高煦鼓励道。
他接着又皱眉道：“缓解痛苦，确实也是一个务实的理想。然而国家与人，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仅仅想维持最基本的稳定，恐怕长远看是刻舟求剑，只会得不偿失。”
胡濙欲言又止，忽然开口问道：“圣上想施行新政？”
谈话一下子中断了，阁楼上君臣保持着奇怪的姿势，陷入了沉默。
朱高煦总算打破了安静，开口道：“朕知道，不少大臣在内心里不信任朕。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理由，却会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我的亲大舅徐辉祖。”
胡濙有点尴尬，忙道：“圣上待人以诚，比大多臣民更有诚意。”
朱高煦道：“朝廷需要一大批人来统|治，不管是新政还是旧政，用甚么样的人？历朝以来，曾经有过宗室分封、外戚专权、武将掌权，结果如何有史为鉴，其危害是国家完全失控。士大夫文官、与皇帝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统治世间者、必须是有才干的人。从智力上看，文官能从百万计的读书人里脱颖而出，本身就是这个世道的精英。朕即便依靠武力讨回了公道，也有充足的理由，要与文官达成信任和协作。有些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理念的偏差。”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我朝的处世哲理，似乎总是一个可以循环的圆。当今科举制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开恩科也是皇帝的权力，儒家理学也是朝廷提倡的思想；这样选拔出来的文官，皇帝又岂能反而过多怪罪？”
朱高煦看了胡濙一眼，抛出了更多的善意与妥协：“朕还想提高官员的收入。官员掌握着皇朝的权力，不应该像元朝一样被贵族视作工具，而应该名正言顺地分享更多东西。”
胡濙道：“圣上厚德，有先古圣君之风。”
朱高煦微笑了一下，又道：“世间并非不需要信念，却也不能太过指责官吏的道德。毕竟要求庶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要求君子大公无私，从来都只是理想的追求。咱们或许应该更多地完善制度，更加务实理性，而不能只靠人情与道德。”
胡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胡濙终于不再只说套话了，他忽然回到了正题、说起了解缙：“臣不敢声称解缙全然没有私心。不过胡学士诟病解缙沽名钓誉、卖直求名，臣倒以为有点冤枉了。”
朱高煦镇定地说道：“胡部堂请继续说。”
胡濙道：“解缙确实因为敢言，获得了很大的名气。他那样的人，可能觉得、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说了该说的话，言论符合圣人教导的气节。否则，解缙大可以把握分寸更加恰当，而不是多次将他自己陷于罢免的境地。
臣无法断定内情。不过解缙如此作为、能得到许多文官士人的赞许，个中情理，圣上亦不可不察。可见天下文人信奉圣贤之言，许多人实出本心，起码有一定的诚意，希望能维护仁义道德。假使官员都阴奉阳违，朝政岂是如今之局面？”
朱高煦抚掌赞许，反而鼓励着胡濙的说辞。
胡濙见状道：“世间万物阴阳调和，私心便是阴。朝中官员或多或少有私|欲，有结党保全之实，恐怕也是实情。”
朱高煦点头道：“这也是吏治太依赖道德，势必出现的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赏罚标准，官员缺乏安全感，当然要下意识地、用各种名目结党抱团，过分注重人情关系。”
他这时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解缙并无贪赃枉法之实，虽言辞失当，但也情有可原。朕决定这回还是算了。”
胡濙拱手道：“圣上心胸，如天海之阔。”
朱高煦从地上站了起来，拍了几下袍服，松了一口气道：“今日与胡部堂言谈，受益匪浅。”
不料胡濙起身后又问道：“经筵之事，圣上以为如何？”
朱高煦点头道：“一个月三次，朕也依你所请。”
胡濙拜道：“圣上圣明！”
朱高煦看着他的脸，终于忍不住说道：“朕觉得现行的制度，虽然已经稳定成熟，但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让国家前进的驱动力。”
胡濙愣了一下，似乎无法立刻理解，只好回应道：“是。”
朱高煦下了楼，在宫人的簇拥下，坐着轿子依旧去了柔仪殿。他在那里见到了太监王贵，贵妃妙锦。
他对妙锦说道：“‘靖难之役’、‘伐罪之役’以来，因为皇权的更替问题，朝中文武有矛盾激|化的趋势。朕登基不久，只怕将来会陷入无尽的内耗。这解缙与胡广的恩怨争斗，扩大之后没有任何好处，朕便做个和事佬；同时也是君臣之间的姿态，胡广比较听话，解缙不听话，和解罢！”
妙锦思索了片刻，轻声道：“圣上要做媒人了？”
朱高煦摇头，提起桌案上的毛笔，写了几个字：孔雀东南飞。
他把没干的纸递给王贵，说道：“你把朕的书法，拿去赏赐给胡广。”
王贵躬身上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去，说道：“奴婢领旨。”
朱高煦信守承诺，开始与妙锦谈起今天召见胡濙的情节。因为妙锦的立场不在于文官集|团，所以朱高煦更是少了一些避讳，说得更加透彻。将大明中|央集权的运行“圆圈”也做了一些见解叙述。
妙锦显然事先没有意识到，其中有这么多事情。她看向朱高煦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崇敬与欣赏。
朱高煦见状十分受用。无论他的内心多么复杂，却也无法摆脱原始的诉求，价值感与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