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江与一位书商老戴合作,参加了沈阳市的书展,挣了二十多万,在图书市场引起了的震动,外界传闻说他挣了百万,实际没有那么多。这次的大赚,也坚定了他去外地办展的信心。
    伊江那儿正缺人,伊水这儿也没事,她便让我跟着弟弟去了。
    瑾儿试着联系了几个地方卖书,效果却不尽人意。
    北京的各小区像是接到了统一的命令,到处张贴着举报电话,工商、城管、公安局、居委会等部门联合出手,乱摆地摊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正是被他们整治的对象。
    有个批发盗版书的,让人给抄了两大库的书,家里的老底给端了。老板他金盆洗手,不干了。他曾是一个武术比赛的冠军,现去拍电影了。
    还有个盗版书商,书被抄了,他也被抓了,交了几千块钱的罚款,出来后,伊江去看了他。
    伊江问他:“你的书怎么换了?”
    他说:“我现在的书是趋于正版,你也别干盗版了,还得正规经营。”
    伊江在外面设了个卖书的点,没有执照,这儿的很多家都没有执照。有的家也在往回拉书。
    我给伊江打电话,问他:“咱们要不要往回拉?”
    他说:“他们拉了,咱也往回拉。”
    对门的一家只拉回了一小半车,便没动静了。
    我问他们:“你们家的书都拉回去吗?”
    “把盗版书拉回去,别的不拉。”
    晚上,瑾儿打来了电话,说:“今晚不往回拉了,明天再拉,你先回来吧。”
    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小区,快到家门口时,看见伊江的车正往外开,我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没看到我,直开了出去。
    到了家,我问妈妈:“伊江干什么去了?”
    妈妈说:“有人刚给他打的电话,让撤呢。这几天,总看到几个可疑的人,进进出出的。怕出事,把书拉回来吧。别人家的也拉走了。”
    我想起了我们对门说的话,我问:“咱们在这发书,是违法的吗?”
    “是违法的。但是,别的地方抄了,咱这也抄不了,上边有人,有什么事,他们就通知了。有几个大家有执照的。”
    看来,这非法经营总归不是个事儿,遇到风吹草动,就被吓一阵子。
    伊江和瑾儿连夜把我们放在那儿的书全拉回来了。
    瑾儿说,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换了,要有大的动作,这三把火肯定得烧起来。
    伊江说:“这次整顿,新闻出版署根本没插手,是公安局和工商联合执法。”
    瑾儿说:“老张还把警察领家去抄的。”
    我问:“警察是便衣吧?”
    瑾儿说:“肯定是便衣!老张还以为是买书的呢,领去了,全抄了!”
    “库没抄吧?”
    “没抄,库没在那儿。这次严了,从老张家开始,警察把着门,谁也不许动,一家一家地抄。中午,定的盒饭,挨家给站岗的警察送的。”
    伊江说:“这几天,谁接到有可疑的电话,都别答应,别说咱是卖书的,要货也不能给发。我刚接了个电话,问咱是不是有卖书的点儿,我说不是,你打错了。以后,咱们的库,除了自己家的人,谁也不能去,生人,一个也不能往那儿带。把库抄了就完了!”
    伊江与他的朋友丁一乾寄希望于向外拓展市场,辗转于几座城市之间,图书展销的事儿也没跑成。
    由于等待了一个又一个波谲云诡的落空计划,又错过了北京秋季书市的大好时机。
    每一条路都看不到希望,每一条路都快成了死角。
    这十几口人中,有的嘴起泡了,有的嗓子发炎了,有的口腔溃疡的了,有的牙疼得直打滚儿,总之,我们在忙着一件事:上火!
    一筹莫展的伊江带着些许的醉意,对他的兄弟们说:“书的形势不太好,从明天开始,咱们放假吧。有出路的呢,能干点儿啥干点儿啥;想回家的,我给掏路费;愿意留在这儿的,每个月发二百块钱生活费。”
    “得呆多长时间啊?”我的堂哥问。
    “没准儿。”
    “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不能。我还不知道确切的答复在哪儿呢!”
    “以后打算咋办哪?”
    “没想好呢。”
    表情木讷且爱耍点儿小聪明的堂哥首先决定回家,他背着大伙儿,向伊江多要了几百块钱,连书带衣物,划拉了几大包,超负荷地带走了,很有大丈夫一去不复返的架式。
    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最为猖獗的一天,闪雷借了一台单骑,逆风而行,去木樨园批发了七百多块钱的帽子、围巾、手套、袜子、鞋垫等等货色,在考察了各大小市场的顾客流量后,择其拥者而行之,准备练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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