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在嘉乐殿召开海商协会的会议前，朱由检特意把郑芝龙、杨天生、许心素、刘鹏等人找了过来，先开了一个小会。
被皇帝召来的几位心里都清楚，皇帝必然是要他们谈论关于船税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改变的，毕竟这些船税是他们除了私下的海外贸易之外的最大收入。
几乎是刚刚坐下，郑芝龙就向崇祯抱怨道：“陛下，臣以为昨天那些代表提出的要求实在是过于狂妄了，我等辛辛苦苦在海外维持经营港口，难道不就是为了保证这些海域上能够让他们安全行商吗？
如今不过是稍稍让他们安生了几天，他们就觉得的海上已经风平浪静，可以不需要朝廷海军存在了？这明摆着就是想要过河拆桥么。
这些商人品行一向不良，为了一点私利甚至能向残害大明百姓的西班牙人*、铁器、药材等违禁品。臣以为，这些商人的意见完全不必理会。如果他们觉得船税太高，完全可以不出海就是了，何必出来自寻烦恼呢？”
郑芝龙的意见显然说中了这些代表们的心声，便是一向表现的同他不怎么合得来的几位，也没有出声反对，反而附和了几句。
听完了这些代表的意见之后，朱由检才开口说道：“昨日朕回去思考了整晚，对于船税的问题也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诚然各位说的不错，分派到各位手中的船税，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海外各港及大明海军的建设费用。正是有了这些港口和船只的存在，所以大明的海商才能安全的在海上自由航行，进行他们的贸易。
从这点上看，船税的收取乃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海上安全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朝廷同各位一起去经营的。”
对于皇帝的体贴，在座的各位代表原本凝重的脸色顿时轻松了不少，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郑芝龙这般运气，在台湾已经有了一座较为成熟的港口。在座的大部分人想要维持目前海外开拓新港的局面，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的投入。
建设一座新港，显然不是光靠他们自己那点海贸生意的利润能够撑下去的，这么一来朝廷支付的军费和海关拨付的船税，就成为了他们最为稳定的收益。他们显然是不能容忍这个收益被取消，从而把自己陷入财政崩溃的境地去。
“不过船税、船税，顾名思义只有先有了船只，我们才能收得上税。古人都清楚，做事不能固泽而鱼，要先放水养鱼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因此，这些东南各省的商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我们未来收取船税的鱼，如果我们不给池塘里的鱼喂一喂食物，鱼群又怎么可能繁衍增长呢
大明拥有的船只起码有上千条，但是在各海关口岸登记上税的，只有三分之一上下。其他船只依然从事着走私贸易，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对于朝廷，对于各位来说，显然都是不利。
先不要说茫茫大海，我们难以缉拿这些走私船只，光是这个征税成本也会极大的抵消了我们收取的船税新增收入。
大明现下的船只吨位不到10万吨，且多以百吨左右的小船为主。从长远来看，大明的海上运输吨位是远远不足的，不管是从海外运输原物料，还是向海外输出大明的物产，这点吨位都不能满足大明的需要。
而且各位不要忘记了，你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海外新港，只有船只的停靠数量增加，才会变得有意义，没有船只的港口，就是个废物。”
原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反对改变船税的代表们顿时有些犹豫不决了，他们刚刚坚定的内心，现在顿时变得有些迷惑了。
毕竟他们反对的不是单只船只船税的高低，而是反对调整船税后降低了自己应当得到的份额。崇祯的话语，刚好说中了他们的心思，因此倒是让他们开始思考了起来。
在嘉乐殿正殿的海商协会会场内，剩下的海商代表们都有些坐卧不安的等待着，他们还不时的向着内殿的方向望去，似乎想要穿透木质的隔墙，看看里面究竟讨论到什么程度了。
过了近一个钟点，内殿方向的通道口终于有了一些动静，随着十来位海商首领的出现，及他们身后的皇帝本人，顿时让在场的代表们下意识的站了起来，迎接皇帝的莅临。
走到嘉乐殿自己的专座坐下之后，朱由检便示意今日的会议正式召开，原本站在他身边的吕琦便匆匆走到了会场中间的议事台上，环顾了三面就坐的代表之后，才开口说道：“杂家代表陛下宣读，关于对昨日船税等几个问题的答复。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疑问的，可以立刻提出来。”
随着吕琦的说话声，会场内的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吕琦稍稍等待了近半分钟，等到四周安静下来之后，他才拿出了一张纸低头读道：“关于船税征收问题，首先船税征收的目的，是用于维护航道的安全和各港的设施建设。
为了保护大明商船在世界的安全航行，朝廷就必须在某些险要的地方修建灯塔，设置警告标示，即探索未知海域的水文资料，另外还需要建立一支保卫大明商业的海上力量。因此陛下认为，船税的征收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船税的不可置疑不等同于船税的高低也不许进行讨论。船税的设置始终还是应当考虑到，各位海外商船的行船成本，不能让各位进行海外贸易时亏本。
考虑到现在各位代表指出的旧的征收船税方式，同船只载重严重不符，且税额的高低随意性太大，差不多大小的船只，船税却有2、3倍的差距，海关收税人员在其中上下其手的猫腻太多。
因此陛下决定，从本年4月1日开始，各海关口岸将会采取新的度量衡和征收船税和关税的办法。新度量衡将会由工部推出，这里杂家就不多说了。新的关税例则同样会刊发下去，诸位之后可以去海关购买一份，也不必再说。
杂家要说的，便是一个船税标准，今后船税的征收不再采用丈量船头，而是采用吨位制。以船舶的净吨位为计量方式…
所有已经注册的船只或是新建船只，今后都将会在海关注明吨位的详细情况，在船只的明显部位必须要安装船只的信息铜牌…
此外，凡是避难、躲避暴风雨的船只；渔船和30吨以下的船只，从海外新购买的空船第一次入港时都不需要缴纳船税。
船税按照贸易船只的不同，分为国内港口贸易和国外港口贸易两类。按照船只的国籍不同，分为国内船只和国外船只两类。
首先，国内港口贸易不允许国外船只进行运营，但是受雇于国内航运公司的船只不受此限，但是必须要登记在册。对于只在国内各港口之间贸易的船只，采取年费制，每吨为2元。
对于进行海外贸易的船只，年费制：200吨以下的国内船只为每吨吨的船只为吨以上为10元。以次数计算，每进出港口一次取年费的一半。
至于国外船只的吨位税，注册地在澳门的船只增加50%，其他船只增加100%…”
听着吕琦在议事台上抑扬顿挫的念着皇帝的答复，一干提出问题的东南海商代表也在私下合计着，按照这个方式征收船税，除了跑南北海运的船只大幅度下降之外，他们的船税支出也减少了不少。
以京城新标棉布计算，每吨棉布加上包装，大约在450匹。日本和马尼拉的棉布利润基本上为%之间，以最低的100%计算，每吨盈利就是405元，扣除货物税和航运成本，净利润大约为每吨300元。
棉布基本上为海外贸易大宗货物中盈利中等的货物，因此以棉布的利润来衡量船只吨位的盈利，基本上是合适的。
计算了得失之后，商人们大多表示愿意接受新的征税办法。至于船只货物的保险费率，崇祯也认同他们的意见，将会督促船舶保险公司从保价的25%调整到225%之下。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一干东南海商的代表显然大为兴奋，他们上京之前可没想过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朱由检在会场上稍稍坐了坐，看到会议开始讨论某些繁琐的细节问题，他便退场离去了。
与此同时，被崇祯派往陕西整顿学风的冯铨，在过完元宵节后终于抵达了京城，同他一起上京的，还有67位挑选出来的被招安的流民军首领。
原本这只队伍应当有94位，但是还有20余位首领担心这是朝廷的调虎离山之计，把他们骗去外地进行处置，因此装病不肯动身。
既然朝廷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归心似箭的冯铨便也懒得催促他们，便带着愿意服从朝廷命令的首领上京了。
对他来说，远离了京城这么多时日，他生怕自己就这样被皇帝遗忘在陕西，然后就回不去朝廷中枢了。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因此趁着这次带这些招安首领上京的机会，他赶紧讨了这个和他并不相衬的任务。
被皇帝召来的几位心里都清楚，皇帝必然是要他们谈论关于船税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改变的，毕竟这些船税是他们除了私下的海外贸易之外的最大收入。
几乎是刚刚坐下，郑芝龙就向崇祯抱怨道：“陛下，臣以为昨天那些代表提出的要求实在是过于狂妄了，我等辛辛苦苦在海外维持经营港口，难道不就是为了保证这些海域上能够让他们安全行商吗？
如今不过是稍稍让他们安生了几天，他们就觉得的海上已经风平浪静，可以不需要朝廷海军存在了？这明摆着就是想要过河拆桥么。
这些商人品行一向不良，为了一点私利甚至能向残害大明百姓的西班牙人*、铁器、药材等违禁品。臣以为，这些商人的意见完全不必理会。如果他们觉得船税太高，完全可以不出海就是了，何必出来自寻烦恼呢？”
郑芝龙的意见显然说中了这些代表们的心声，便是一向表现的同他不怎么合得来的几位，也没有出声反对，反而附和了几句。
听完了这些代表的意见之后，朱由检才开口说道：“昨日朕回去思考了整晚，对于船税的问题也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诚然各位说的不错，分派到各位手中的船税，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海外各港及大明海军的建设费用。正是有了这些港口和船只的存在，所以大明的海商才能安全的在海上自由航行，进行他们的贸易。
从这点上看，船税的收取乃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海上安全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朝廷同各位一起去经营的。”
对于皇帝的体贴，在座的各位代表原本凝重的脸色顿时轻松了不少，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郑芝龙这般运气，在台湾已经有了一座较为成熟的港口。在座的大部分人想要维持目前海外开拓新港的局面，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的投入。
建设一座新港，显然不是光靠他们自己那点海贸生意的利润能够撑下去的，这么一来朝廷支付的军费和海关拨付的船税，就成为了他们最为稳定的收益。他们显然是不能容忍这个收益被取消，从而把自己陷入财政崩溃的境地去。
“不过船税、船税，顾名思义只有先有了船只，我们才能收得上税。古人都清楚，做事不能固泽而鱼，要先放水养鱼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因此，这些东南各省的商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我们未来收取船税的鱼，如果我们不给池塘里的鱼喂一喂食物，鱼群又怎么可能繁衍增长呢
大明拥有的船只起码有上千条，但是在各海关口岸登记上税的，只有三分之一上下。其他船只依然从事着走私贸易，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对于朝廷，对于各位来说，显然都是不利。
先不要说茫茫大海，我们难以缉拿这些走私船只，光是这个征税成本也会极大的抵消了我们收取的船税新增收入。
大明现下的船只吨位不到10万吨，且多以百吨左右的小船为主。从长远来看，大明的海上运输吨位是远远不足的，不管是从海外运输原物料，还是向海外输出大明的物产，这点吨位都不能满足大明的需要。
而且各位不要忘记了，你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海外新港，只有船只的停靠数量增加，才会变得有意义，没有船只的港口，就是个废物。”
原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反对改变船税的代表们顿时有些犹豫不决了，他们刚刚坚定的内心，现在顿时变得有些迷惑了。
毕竟他们反对的不是单只船只船税的高低，而是反对调整船税后降低了自己应当得到的份额。崇祯的话语，刚好说中了他们的心思，因此倒是让他们开始思考了起来。
在嘉乐殿正殿的海商协会会场内，剩下的海商代表们都有些坐卧不安的等待着，他们还不时的向着内殿的方向望去，似乎想要穿透木质的隔墙，看看里面究竟讨论到什么程度了。
过了近一个钟点，内殿方向的通道口终于有了一些动静，随着十来位海商首领的出现，及他们身后的皇帝本人，顿时让在场的代表们下意识的站了起来，迎接皇帝的莅临。
走到嘉乐殿自己的专座坐下之后，朱由检便示意今日的会议正式召开，原本站在他身边的吕琦便匆匆走到了会场中间的议事台上，环顾了三面就坐的代表之后，才开口说道：“杂家代表陛下宣读，关于对昨日船税等几个问题的答复。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疑问的，可以立刻提出来。”
随着吕琦的说话声，会场内的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吕琦稍稍等待了近半分钟，等到四周安静下来之后，他才拿出了一张纸低头读道：“关于船税征收问题，首先船税征收的目的，是用于维护航道的安全和各港的设施建设。
为了保护大明商船在世界的安全航行，朝廷就必须在某些险要的地方修建灯塔，设置警告标示，即探索未知海域的水文资料，另外还需要建立一支保卫大明商业的海上力量。因此陛下认为，船税的征收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船税的不可置疑不等同于船税的高低也不许进行讨论。船税的设置始终还是应当考虑到，各位海外商船的行船成本，不能让各位进行海外贸易时亏本。
考虑到现在各位代表指出的旧的征收船税方式，同船只载重严重不符，且税额的高低随意性太大，差不多大小的船只，船税却有2、3倍的差距，海关收税人员在其中上下其手的猫腻太多。
因此陛下决定，从本年4月1日开始，各海关口岸将会采取新的度量衡和征收船税和关税的办法。新度量衡将会由工部推出，这里杂家就不多说了。新的关税例则同样会刊发下去，诸位之后可以去海关购买一份，也不必再说。
杂家要说的，便是一个船税标准，今后船税的征收不再采用丈量船头，而是采用吨位制。以船舶的净吨位为计量方式…
所有已经注册的船只或是新建船只，今后都将会在海关注明吨位的详细情况，在船只的明显部位必须要安装船只的信息铜牌…
此外，凡是避难、躲避暴风雨的船只；渔船和30吨以下的船只，从海外新购买的空船第一次入港时都不需要缴纳船税。
船税按照贸易船只的不同，分为国内港口贸易和国外港口贸易两类。按照船只的国籍不同，分为国内船只和国外船只两类。
首先，国内港口贸易不允许国外船只进行运营，但是受雇于国内航运公司的船只不受此限，但是必须要登记在册。对于只在国内各港口之间贸易的船只，采取年费制，每吨为2元。
对于进行海外贸易的船只，年费制：200吨以下的国内船只为每吨吨的船只为吨以上为10元。以次数计算，每进出港口一次取年费的一半。
至于国外船只的吨位税，注册地在澳门的船只增加50%，其他船只增加100%…”
听着吕琦在议事台上抑扬顿挫的念着皇帝的答复，一干提出问题的东南海商代表也在私下合计着，按照这个方式征收船税，除了跑南北海运的船只大幅度下降之外，他们的船税支出也减少了不少。
以京城新标棉布计算，每吨棉布加上包装，大约在450匹。日本和马尼拉的棉布利润基本上为%之间，以最低的100%计算，每吨盈利就是405元，扣除货物税和航运成本，净利润大约为每吨300元。
棉布基本上为海外贸易大宗货物中盈利中等的货物，因此以棉布的利润来衡量船只吨位的盈利，基本上是合适的。
计算了得失之后，商人们大多表示愿意接受新的征税办法。至于船只货物的保险费率，崇祯也认同他们的意见，将会督促船舶保险公司从保价的25%调整到225%之下。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一干东南海商的代表显然大为兴奋，他们上京之前可没想过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朱由检在会场上稍稍坐了坐，看到会议开始讨论某些繁琐的细节问题，他便退场离去了。
与此同时，被崇祯派往陕西整顿学风的冯铨，在过完元宵节后终于抵达了京城，同他一起上京的，还有67位挑选出来的被招安的流民军首领。
原本这只队伍应当有94位，但是还有20余位首领担心这是朝廷的调虎离山之计，把他们骗去外地进行处置，因此装病不肯动身。
既然朝廷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归心似箭的冯铨便也懒得催促他们，便带着愿意服从朝廷命令的首领上京了。
对他来说，远离了京城这么多时日，他生怕自己就这样被皇帝遗忘在陕西，然后就回不去朝廷中枢了。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因此趁着这次带这些招安首领上京的机会，他赶紧讨了这个和他并不相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