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精舍的会议内容虽然没有公布出去,但光是国务会议定下的各项决策,已经让朝野上下一片混乱了。

    人们普遍关心的,并不是本次国务会议商讨的重点,关于今年严重的抗旱赈灾形势,而是此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的铸币法案及各项人事安排。

    对于某些清流官员来说,以这样的方式通过国家的政策法令和人事调度,让他们毫无插足之余地,显然是属于暗箱操作,是败坏政治风气的乱政。

    不过在失去了对于社会舆论的掌控之后,这些清流官员的议论已经无法上升为士林的主流意见,而是泯然于一干噪杂的声音之中了。在当下的大明,已经不再是士绅清流说而天下人倾听的时代了。

    因为造纸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新,使得报纸刊物的印刷成本获得了极大的降低,而小学教育和扫盲夜校的推广,也使得城市居民的识字率大大上升,即便是一个杂货铺的伙计或是工厂的学徒,也能够读懂一篇用简化字和标点符号组成的白话文文章。

    崇祯上台后除了不断打压妓院和赌坊等旧娱乐事业的同时,还一直在推广免费的图书借阅及说书曲艺等娱乐事业,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对于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社会新风气的推动下,城市居民,特别是京畿和新兴工业港口城市的居民,日常娱乐活动已经从过去的赌博、嫖妓,慢慢转向了读书看报和体育活动。

    明代的话本本就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期,就算是大明的高官也有写话本作为爱好的。比如一时脍灸人口的金瓶梅,以其透彻的世情和极富感染力的描写而闻名于世。有不少文人就猜测,这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就是嘉靖年间的大名士王世贞。

    当然,在崇祯元年以前,这种文化事业上的兴盛,终究还是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的,毕竟这些官僚文人写作的作品,主角都是读书人而已。作品里出现的富翁、名妓、市井小民都是要围绕着读书人展开活动的。

    但是等到了崇祯元年之后,事情就出现了一些变化,皇帝亲自命人编排的两出戏,大闹天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角第一次变成了读书人以外的角色。从这一刻开始,以普通人为视角的也就开始渐渐出现了。

    而一旦读书人从唯一的主角变成了主角之一,那么诸多报刊读物的内容也就开始了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的背后,也就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开始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再以士大夫的价值观来替代自己本身的价值理念。

    于是过去可以轻而易举的动员起地方百姓的士绅清流们,现在越来越难以得到这些百姓们的认同了。套用一句后世的话说,这一届的大明百姓实在是太不行,完全不能理解士绅老爷们为国为民的心声。

    当然,在这些百姓心中,超过100两黄金和1000两白银的天文数字,实在是和他们干系不大。以现如今一名普通工人80元的年收入,光是1000两白银就需要20年不吃不喝的纯收入,至于那100两黄金更是相当于1600白银,因此这个数目是一个连普通大户人家都很难拿出的现银。

    究竟什么人家的家中能够储备超过百两黄金和千两白银的金银?除了盐商、典当行和那些大地主、大官僚之外,大约就只剩下那些海外发现了金银矿的矿主了。

    更让百姓们感到好奇的就是,这些士绅清流一个个都自认是清廉无比的正人君子,但是一查起家产来,却个个都是家财万贯,土地跨州连县的主。因此比起朝廷此次颁行的铸币法案,老百姓们显然更为关注这些士绅清流们能交出多少金银来。

    而对于那些已经开始投资实业的士绅地主来说,他们虽然反感朝廷强制兑换金银的政策,但是同他们现在投资的工厂停工歇业相比,他们倒是宁愿支持朝廷强制兑换金银的举措。因为只有朝廷手中有了钱,才能交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订单。

    由朝廷出面保证的无限法偿的纸币,虽然看起来不及金银实物那么可信赖,但是只要市场上还接受纸币的流通,银行不停止用纸币兑换金银的业务,那么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纸币的。把民间的金银收归银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确保了他们手中持有的纸币的安全。

    因此京城的舆论从铸币法案一推出,就分裂成了三、四股意见。支持和反对铸币法案的声音都不多,认为可以试行一段时间以观成效的声音反而是最大的。

    京城舆论的导向,正深刻的影响着外地的舆论,而且还掩盖了许多正在悄悄改变大明政治格局的事项。比如平息了衮楚克台吉之乱的首功之臣,丰大总督袁崇焕被任命为海外总督区总督的消息,就这样被舆论所淹没了,基本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来。

    袁崇焕自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被流放到海外去的,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流放而不是什么委以重任。但是,在他极力试图寻找门路自救的时候,他的同年好友此时却对他表示了无能为力,毕竟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了铸币法案和今年抗旱救灾的事务上,对于一位海外总督的任命,实在是无心关注,也无力关心。

    许多官员都在担心,在这一轮抗旱救灾事务的问题上,他们是否要面临再次站队的问题。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每次朝廷想要推动什么大事件时,总是先放风出来,然后根据舆论的导向对那些坚持己见的官员进行清洗。

    因此到了崇祯十三年,当朝廷以抗旱赈灾的名义推出铸币法案时,底层的大多数官员想的不是法案究竟可不可行,而是自己应当选择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才不会被朝廷再次清洗掉。

    这些官员连自己的位子都有些摇摇欲坠了,如何还能够想着去替袁崇焕发声。就连一向和袁崇焕交好的清流刘斯琜,也劝说其还是接受任命出海,待时局好转再设法联络众人为其说情,使之调回国内。

    袁崇焕听后顿时不悦的说道:“静海城距离中国有万里之遥,据说一来一去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的时间。我现在都已经五十六了,待到回来时,起码也得六十。到了那个时候,我回来还能做什么?”

    袁崇焕和刘斯琜等人终究还是没能谈妥,这场宴席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了。等袁崇焕离开了酒楼之后,便对着左右叹息道:“钱尚书退仕之后,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君子就不多了啊…”

    处处碰壁的袁崇焕甚至一度想过要走一走内务府的门路,不过在王承恩和吕琦客气的送还了礼物和拜帖之后,他知道这条路也还是走不通了。

    迫不得已之下,袁崇焕只能再次前去拜见孙承宗,希望能够借助师徒之情,令这位座师帮自己一把。袁崇焕跑回京城的第一日就去拜见了孙承宗,只是当时就被拒之于门外了。

    此刻他无路可走,也只能再次来到了孙承宗的府邸。三月下旬的北京原本应当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但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雨水稀少,就连探出墙头的几株杏花都有些无精打采的,找不到几分春天的气息。

    心中焦虑不安的袁崇焕更是无心观赏这挑出墙外来的春色,只是一心盘算着见到孙承宗后自己该说什么。只不过他虽然花费了不小的心思组织了言辞,却依然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孙承宗依然拒绝见他。

    袁崇焕真是有些不相信,这位平日里一向支持和关照自己的老师,今日会如此绝情。他不由不上前对着出来传话的孙承宗四子孙镐再次询问道:“老师真的对我如此绝情吗?连一面都不愿见?”

    比袁崇焕稍稍年轻了几岁的孙镐,也只能苦笑着拱手回道:“去年入冬之后,父亲就一直卧病在床。若不是宫内派出的医生精心料理,恐怕…

    因此,实在不是父亲不愿意见你,而是无法见你啊。袁师兄,你的事情父亲已经无能力再管,还请师兄见谅。”

    见到孙镐死活不让自己进府,袁崇焕也是有些心灰意懒了,不过就在他预备离去时,却又抬头向着孙镐小心问道:“老师就算不见我,难道连一句话也没留给我吗?”

    孙镐迟疑了下,方才犹豫着说道:“父亲最近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实在不知他这句话是传给你的,还是一贯的胡言乱语。”

    袁崇焕的精神顿时一振,他赶紧说道:“你且说来听听,我自会分辨老师的用意。”

    孙镐回想了下,才慢吞吞的说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且好自为之吧。

    怎么说师兄现在都是封疆大吏,还有什么需要好自为之的。因此我觉得这话未必是说给师兄听的…”

    孙镐还在絮絮叨叨的解释时,袁崇焕却突然沉默了下去,对于他后边的话语并没有如何听取。从孙承宗府上返回之后,袁崇焕终于停下了四处找门路,试图留在国内的举动,开始安静的待在家中准备,等待出海日子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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