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堤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某些薄弱环节首先管涌的。
虽说去年高桥周边还算运气好，没有遭受到钱塘江流域一次性被淹死几万人的恐怖潮灾，但是小冰河时期的低温可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谁都躲不过去。
球性的低温并不是多穿件衣服那么简单。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气候异常最显着的表达方式就是旱涝不均：暖湿气流被低温迟滞，流动性不足，所以各地不约而同都出现了旱灾和涝灾交替爆发的局面。雨水要不就干脆几个月不来，要不就以暴雨甚至冰雹的形势砸下来。
这种旱涝交替对中古时代的农业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而在刚刚过去的1628年，整个江南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上情景。
所以说，左家人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从去年开始的崇祯辽晌在南直隶的加派数额是38万两，苛捐杂税外带风不调雨不顺，这让原本就背负着沉重负担的农民更加艰辛。佃户不用说，就连很多富农和小地主的日子其实已经在薄冰上打转了。
在这种局面下，见到巨大好处摆在眼前的普通人，是很难用道德，宗法之类的东西去约束的。在破产失地的降维打击面前，一切的阻碍都开始显得无力起来。
于是在征地办公布了最新收购价之后，马上就有左家的内部人士在蠢蠢欲动了。
一开始的时候，某些人还仅仅是“密切关注”，并没有将卖地行为付诸行动。然而当征地办又发出最新一条微博后，当天晚上就有人带着地契偷偷摸摸地来签约了。
这条微博的内容是：优惠酬宾活动只延续七天，过期不候。
可怜17世纪这帮人并没有丰富的，和拆迁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中招，被一惊一乍地调动起情绪，牵着鼻子走。
左家来卖地的这三个单干户都是富农。他们和之前的左十七一样，都属于族中没有什么话语权的那类人。@爱奇文学o*…免费
他们平日里同样需要下田辛劳，同样被各种捐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这几位也就比佃农自耕农略好一点，家中多了些佃出去的田土而已——佃富农。
这三人手头的地其实并不多，加起来还不到100亩。然而征地办还是抓紧在第一时间给他们办了手续，因为他们代表的意义很重大：左十七算是赌棍特例的话，这三户人家可是将左家宗族这块铁板撬开了大型裂缝。
左鸿堂和他的元老会果然坐腊啦。
这一次他们可摆不出三堂会审的架势了。毕竟这卖地的三人都是族里本本分分的一家之主，平日里也没有什么赌博的劣迹。所以即便是宗主，也不能像对待左十七一般，靠煽动众怒的办法剥夺他们的财产于是就只能讲理了。
然而讲理也没那么容易。这三位一不杀人，二不犯法——大明律可没有规定卖地只能卖给同族人。
至于说宗法人家已经横下心将地契卖了，约定俗成的宗法这时候就不大管用了。难不成将这三位统统沉了塘？那是不可能的：师出无名且不说，这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儿子侄子一大票的当家人。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族，元老会根本不可能号召起族人对那么多人动粗。
而更令左鸿堂无法动弹得是，他现在随时都能感到背后来自某个老吏的冰冷目光。他有个预感：族中一旦在这个节骨眼上给那位落下什么把柄，怕是第二天捕快就上门了。
所以现在他真得是坐腊了：这三人打不得骂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卖了地，带着家人去过好日子。而且这一次他连除族都做不到：三户人家二十多口人，再这么除下去，左氏就没人了。所以最后左鸿堂只能捏着鼻子让这三家走人，就当是族里开枝散叶了。
虎头蛇尾的议会结果，彻底暴露了传统宗族的弱点。
对于聚族而居，时刻准备着抵御天灾人祸的传统宗族来说，其实压力越大，他们内部就越团结，联系越紧密。
这种模式对于只会巧取豪夺的古代统治阶层是管用的：如果有人想要谋夺族人的田土，那就会招致同仇敌忾的宗族所有人地反抗。
而当这种传统的生存模式遇到来自后世的理念之后，却第一次不管用了。因为左家村的所有人，包括左鸿堂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征地办的这伙人不是来巧取豪夺的。
秉承着“欲割韭菜，必先烧钱”这种后世标准创业理念的穿越众，对于砸钱买地这种在古人眼里比较傻缺的行为，是丝毫没有心理压力的。
要知道在后世，随便一个外卖之类的新行业打江山，起步要是每年烧钱少于百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当然了，等到江山打下来后，就可以美滋滋割韭菜了。看看美团现在的配送费都涨成什么样了。
所以面对着远超出周边地价的收购价格，左氏族人是没办法提起战斗欲望的。要知道，现在已经有邻村的人拿着地契跑来打听了，就因为这里有人出高价收地。还有人跑来打听左家村是不是地下埋了金矿
这就是左鸿堂一直以来被动应对的根本原因：他无法把一帮看上去傻乎乎的款爷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蛋，从而号召族人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有关征地办的一切。人都不是瞎子，族里卖地的那些人用脚投了穿越众一票。
左家那三人卖完地后的七天里，陆陆续续又有一批人赶在期限来临之前，将自家的土地卖给了征地办。
到了这时候，局势就相当明朗了：所有自耕农和富农几乎被征地办一网打尽，部迁徙出了左家村。
而留下来的人里面，阶级成份已经泾渭分明了：大批的佃农和少数大地主。
佃农是村里数量最多的一类人。他们虽然同样姓左，但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是社会底层，也是专业吃瓜群众——就像后世的工人一样，厂子老板换不换，对他们影响不大，反正每天还是要干同样的活。
在古代，耕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地主拥有所有权，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佃农拥有经营权。也就是说，地主其实是没有权利指定农作物种类的。所谓“田骨”和“田皮”说得就是这个。
在这种局面下，当左家村的佃农们发现新老板一切照旧后，也就没人再掺和征地的事了眼下正是春播农忙的时候，老爷们之间的撕逼穷苦人没功夫搭理。
当然了，这一切只是表象：不是不管佃户，主要是新老板现在还腾不出手来办他们。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当征地办用了半个多月时间，一点点将村里的闲杂人等，自耕农，富农这些都清理出去后，大地主们就像灯泡一样，亮闪闪地暴露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之前那么轻松了。顽固的大地主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卖出自家土地的，所以，要上硬菜了。
首先是一批人手进驻了左家村。这里面有熊道麾下的行动队员，也有余本德手下的粮差，总数有100来人。
粮差是负责每年夏秋两税时，下乡征收税款的公务员。然而说是公务员，其实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编制的白役，地痞和无赖传说中的临时工。
作为县衙书办头领的余本德，自然就是粮差们天然的大头目了。所以当这帮人到位后，第二天一早，左家村东南三里外的一块水田就被粮差们围了起来。
这片水田大概有二十亩，正好位于一条小河的河湾处，属于位置极好的水浇地。而正在田间劳作的几个左家族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
左鸿堂闻讯后，当即带着人手赶到了事发地点。
“余爷，你这是何意？”
“何意？这几个刁民胆大妄为，竟敢扛税不缴，自然是要拿回县衙按律发落了！”
站在左鸿堂身旁的一个红脸膛汉子闻言大声回道：“胡说！我左家的粮赋每岁都是包缴的，何来抗税一说？”
通常来说，村乡之地每年在缴税时，都是由一些“粮户”来负责先行从小民手中收集税粮，然后再把粮赋交给粮差。
这些粮户或者是本地大户，或者是恶霸凶人之类。总之，都是一些“有能耐”收上税，并且从中过一道好处的人物。
而左家村历年来负责包揽粮赋的，就是这个名叫左鸿物的红脸膛汉子。他是左家二房的，和左鸿堂是一辈人，头上还顶着个本地里长的帽子。
听到左鸿物说话后，余本德笑着摇了摇头：“呵呵，话是不假。可你这税赋包得是两千四百亩的在册田土，这里头可有这块田的税粮？”
余本德说到这里，伸出一根手指，缓缓指了指脚下。
“这”红脸膛汉子突然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是的，这片小河湾处的土地，就是一块传说中的隐田。
虽说去年高桥周边还算运气好，没有遭受到钱塘江流域一次性被淹死几万人的恐怖潮灾，但是小冰河时期的低温可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谁都躲不过去。
球性的低温并不是多穿件衣服那么简单。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气候异常最显着的表达方式就是旱涝不均：暖湿气流被低温迟滞，流动性不足，所以各地不约而同都出现了旱灾和涝灾交替爆发的局面。雨水要不就干脆几个月不来，要不就以暴雨甚至冰雹的形势砸下来。
这种旱涝交替对中古时代的农业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而在刚刚过去的1628年，整个江南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上情景。
所以说，左家人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从去年开始的崇祯辽晌在南直隶的加派数额是38万两，苛捐杂税外带风不调雨不顺，这让原本就背负着沉重负担的农民更加艰辛。佃户不用说，就连很多富农和小地主的日子其实已经在薄冰上打转了。
在这种局面下，见到巨大好处摆在眼前的普通人，是很难用道德，宗法之类的东西去约束的。在破产失地的降维打击面前，一切的阻碍都开始显得无力起来。
于是在征地办公布了最新收购价之后，马上就有左家的内部人士在蠢蠢欲动了。
一开始的时候，某些人还仅仅是“密切关注”，并没有将卖地行为付诸行动。然而当征地办又发出最新一条微博后，当天晚上就有人带着地契偷偷摸摸地来签约了。
这条微博的内容是：优惠酬宾活动只延续七天，过期不候。
可怜17世纪这帮人并没有丰富的，和拆迁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中招，被一惊一乍地调动起情绪，牵着鼻子走。
左家来卖地的这三个单干户都是富农。他们和之前的左十七一样，都属于族中没有什么话语权的那类人。@爱奇文学o*…免费
他们平日里同样需要下田辛劳，同样被各种捐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这几位也就比佃农自耕农略好一点，家中多了些佃出去的田土而已——佃富农。
这三人手头的地其实并不多，加起来还不到100亩。然而征地办还是抓紧在第一时间给他们办了手续，因为他们代表的意义很重大：左十七算是赌棍特例的话，这三户人家可是将左家宗族这块铁板撬开了大型裂缝。
左鸿堂和他的元老会果然坐腊啦。
这一次他们可摆不出三堂会审的架势了。毕竟这卖地的三人都是族里本本分分的一家之主，平日里也没有什么赌博的劣迹。所以即便是宗主，也不能像对待左十七一般，靠煽动众怒的办法剥夺他们的财产于是就只能讲理了。
然而讲理也没那么容易。这三位一不杀人，二不犯法——大明律可没有规定卖地只能卖给同族人。
至于说宗法人家已经横下心将地契卖了，约定俗成的宗法这时候就不大管用了。难不成将这三位统统沉了塘？那是不可能的：师出无名且不说，这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儿子侄子一大票的当家人。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族，元老会根本不可能号召起族人对那么多人动粗。
而更令左鸿堂无法动弹得是，他现在随时都能感到背后来自某个老吏的冰冷目光。他有个预感：族中一旦在这个节骨眼上给那位落下什么把柄，怕是第二天捕快就上门了。
所以现在他真得是坐腊了：这三人打不得骂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卖了地，带着家人去过好日子。而且这一次他连除族都做不到：三户人家二十多口人，再这么除下去，左氏就没人了。所以最后左鸿堂只能捏着鼻子让这三家走人，就当是族里开枝散叶了。
虎头蛇尾的议会结果，彻底暴露了传统宗族的弱点。
对于聚族而居，时刻准备着抵御天灾人祸的传统宗族来说，其实压力越大，他们内部就越团结，联系越紧密。
这种模式对于只会巧取豪夺的古代统治阶层是管用的：如果有人想要谋夺族人的田土，那就会招致同仇敌忾的宗族所有人地反抗。
而当这种传统的生存模式遇到来自后世的理念之后，却第一次不管用了。因为左家村的所有人，包括左鸿堂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征地办的这伙人不是来巧取豪夺的。
秉承着“欲割韭菜，必先烧钱”这种后世标准创业理念的穿越众，对于砸钱买地这种在古人眼里比较傻缺的行为，是丝毫没有心理压力的。
要知道在后世，随便一个外卖之类的新行业打江山，起步要是每年烧钱少于百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当然了，等到江山打下来后，就可以美滋滋割韭菜了。看看美团现在的配送费都涨成什么样了。
所以面对着远超出周边地价的收购价格，左氏族人是没办法提起战斗欲望的。要知道，现在已经有邻村的人拿着地契跑来打听了，就因为这里有人出高价收地。还有人跑来打听左家村是不是地下埋了金矿
这就是左鸿堂一直以来被动应对的根本原因：他无法把一帮看上去傻乎乎的款爷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蛋，从而号召族人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有关征地办的一切。人都不是瞎子，族里卖地的那些人用脚投了穿越众一票。
左家那三人卖完地后的七天里，陆陆续续又有一批人赶在期限来临之前，将自家的土地卖给了征地办。
到了这时候，局势就相当明朗了：所有自耕农和富农几乎被征地办一网打尽，部迁徙出了左家村。
而留下来的人里面，阶级成份已经泾渭分明了：大批的佃农和少数大地主。
佃农是村里数量最多的一类人。他们虽然同样姓左，但他们是彻底的无产者，是社会底层，也是专业吃瓜群众——就像后世的工人一样，厂子老板换不换，对他们影响不大，反正每天还是要干同样的活。
在古代，耕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地主拥有所有权，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佃农拥有经营权。也就是说，地主其实是没有权利指定农作物种类的。所谓“田骨”和“田皮”说得就是这个。
在这种局面下，当左家村的佃农们发现新老板一切照旧后，也就没人再掺和征地的事了眼下正是春播农忙的时候，老爷们之间的撕逼穷苦人没功夫搭理。
当然了，这一切只是表象：不是不管佃户，主要是新老板现在还腾不出手来办他们。
现在，一切都明朗了。当征地办用了半个多月时间，一点点将村里的闲杂人等，自耕农，富农这些都清理出去后，大地主们就像灯泡一样，亮闪闪地暴露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之前那么轻松了。顽固的大地主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卖出自家土地的，所以，要上硬菜了。
首先是一批人手进驻了左家村。这里面有熊道麾下的行动队员，也有余本德手下的粮差，总数有100来人。
粮差是负责每年夏秋两税时，下乡征收税款的公务员。然而说是公务员，其实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编制的白役，地痞和无赖传说中的临时工。
作为县衙书办头领的余本德，自然就是粮差们天然的大头目了。所以当这帮人到位后，第二天一早，左家村东南三里外的一块水田就被粮差们围了起来。
这片水田大概有二十亩，正好位于一条小河的河湾处，属于位置极好的水浇地。而正在田间劳作的几个左家族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
左鸿堂闻讯后，当即带着人手赶到了事发地点。
“余爷，你这是何意？”
“何意？这几个刁民胆大妄为，竟敢扛税不缴，自然是要拿回县衙按律发落了！”
站在左鸿堂身旁的一个红脸膛汉子闻言大声回道：“胡说！我左家的粮赋每岁都是包缴的，何来抗税一说？”
通常来说，村乡之地每年在缴税时，都是由一些“粮户”来负责先行从小民手中收集税粮，然后再把粮赋交给粮差。
这些粮户或者是本地大户，或者是恶霸凶人之类。总之，都是一些“有能耐”收上税，并且从中过一道好处的人物。
而左家村历年来负责包揽粮赋的，就是这个名叫左鸿物的红脸膛汉子。他是左家二房的，和左鸿堂是一辈人，头上还顶着个本地里长的帽子。
听到左鸿物说话后，余本德笑着摇了摇头：“呵呵，话是不假。可你这税赋包得是两千四百亩的在册田土，这里头可有这块田的税粮？”
余本德说到这里，伸出一根手指，缓缓指了指脚下。
“这”红脸膛汉子突然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是的，这片小河湾处的土地，就是一块传说中的隐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