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从矿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西疆的西部矿区矿监局监察二队担任了一名普通的安检员。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行的原因，其实和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工人阶级一样，属于子承父业。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还在旧社会那会，小小年纪的他由于生活所迫，就已经下井干活了，并且很快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会组织，后来还被发展成了党员。
解放后，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父亲又报名到了中国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矿区。作为业务技术骨干，他和一帮子同样从内地去的煤矿工人，一起开创了西部矿区的辉煌，一干就是几十年。
说实话，那会儿全国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更别提遥远的西部边陲了，说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点也不为过。和我父亲一起去西疆的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很多还没有熬到结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于矿难，有的是死于职业病。
如果说没有一股子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
剩下来的那部分人，年龄越来越大，却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无法解决的，找不着对象的问题。我父亲虽然侥幸躲过了数次矿难，又被调到了矿区担任行政工作，这条命和身体算是保住了，但同样是老光棍一个，还住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经年近四十，眼看着这辈子真的要奉献给矿区了，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支援边区教育事业的中学女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这个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至于当时我母亲为什么能看上我父亲，时至今日她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具体的信息。
但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婚恋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人以国家和事业为重，往往较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即使考虑了，也是倾向于各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劳动模范那样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样的人，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投身西部矿区几十年，一个自愿放弃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了。
这样的感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也就更加的纯净自然。除此之外，我母亲应该也有她的难处，毕竟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非本民族为主的偏远地区，找合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38岁，我母亲也已经33岁。
结婚之后，我父亲就搬离了矿区的集体宿舍，搬进了我母亲学校分给我们的一处住所，这个住所就在学校里面的家属区。从此之后，我们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扎下了根，不准备再回东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可能是因为想生个女孩一直没能如愿，我母亲执意给我起名叫“姚岚”，这是个明显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这个名字的福，我和两个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们两个天性叛逆，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向西，让他们干啥他们偏不干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传统，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远方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
这倒是苦了我了。父亲对煤矿事业忠心耿耿，一门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点毕业好接他的班，而我母亲则是希望我这个幼子能陪在他们的身边。
说实话，我对煤矿也并非没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委婉，对于工作的问题无可无不可，就顺理成章的考上了矿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部矿区接了父亲的班，从一名普通的安检员做起。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经过大脑考虑，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当然，我上班的时候和我父亲那个时候的矿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虽然煤矿的活不好听，又累又脏，但当时煤矿的正式编制还真不好进，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干活的工人大多数是临时聘用过来的内地农民子弟，也就是常说的集体工，我们矿区地理位置特殊，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样是接班的“煤二代”们，和我们的父辈也是不一样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干劲头。不过毕竟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们这批人还不至于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了。
上级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跑到偏远一些的小煤矿去检查安全工作，我们也能干的像模像样，蛮是那么回事。即使要求我们深入第一线下井钻黑窟窿，也没见有谁吓得屁滚尿流的，包括我这个不常下井的在内。
也就是说，别看我们这批人在城市里，在井上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到矿区下井却也脏话累活什么都干。俗话说得好：能吃不能干的是懒汉，能干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干的才是好汉。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汉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虽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从内地来的技术骨干，打小我们两个就认识，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交情。
后来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俩始终在一所学校读书。我为人处事不如王小柱，身体也不如王小柱那么壮实，胆子又小，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借此向众人宣示我们俩的关系，遇到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从来不问对方是几个人，上去挥拳就打抬腿就踹，帮我解了好多次的围。
同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他父母经常叫我去他家帮王小柱补习功课。说真的，王小柱打架还行学习真不行，无论怎么帮他，他就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成绩了。
“补什么呀！你学习好最后还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强哪去？你要是和我一个班，都不如考试的时候给我传张纸条！”这是王小柱的原话，很不幸真的被他说中了。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最好的组合是能互补，各有各的强项能帮助对方，各有各的弱点需要对方来弥补。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铁，终于定格在了死党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没有考上大学，他最后读的是矿区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其实就是给煤矿系统的子弟一个出路而已，混到毕业接起班来能理直气壮，不被人家说没文凭也能有工作的闲话。
等我从大学回来接班的时候，王小柱早就在矿监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混了个监察二队副队长的初级职位，成了我的上级。对王小柱的仕途升迁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不会有因为自己读了大学还不如别人的嫉妒心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和王小柱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检员没事的时候真是清闲，一旦有起事来，每天都要和恶劣的环境打交道，那种辛苦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来。
而且安检员面对的主要对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矿工们（这绝不是歧视，因为很多矿工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当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们别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讲义气的家伙。文绉绉的人在矿区是吃不开的，也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当然，又有文化又会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点严苛了，也不太切合实际。
所以我一回来，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复了那种互补的状态。虽说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级，可我们没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干体力活有点难度，这方面特别的照顾我，他能做主的时候尽量给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须要干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办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数很少。我呢，还像以前一样，王小柱有什么报告之类的要写，我是义无反顾的提笔代劳，解决了他的一大烦恼。
那个时候年轻，日子过得快，整天嘻嘻哈哈的没什么烦恼，待遇水平相比其他行业又高出不少，自己赚钱自己花，倒也潇洒自在。
可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事情都不会如此十全十美。
我们的烦恼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就是找对象还是个“难”字。本来干我们这一行的女性就少的可怜，绝大多数还都是大妈级别的人物，同年龄的寥若晨星，基本见不到的。
要说在行业之外，我还是认识不少合适的女孩子能追求的（王小柱认识的更多），除此之外还有找人介绍这条路，可人家女孩子一听说我是干煤矿的，虽然是做行政工作但时不时的也要钻黑窟窿，立马摆明态度，做朋友可以做恋人免谈，翻脸那叫比翻书还快。这也难怪，下井就有危险，待遇高也弥补不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消耗，谁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所以别看我和王小柱整天混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其实喝多了之后也经常互诉衷肠，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车轱辘话反过来倒过去的说，无非就是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一套。说完之后心里也发虚，担心自己真的会和父亲一样年近四十还娶不上媳妇。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过了三四年，王小柱仕途再上一层楼，当上了监察二队的队长。我还是老样子，工作上没什么起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依着我的性格就不适合当官，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对下又拉不下脸子，空有一张大学文凭根本于事无补。
不过王小柱升了官，反而照顾不了我了，从这一年开始我也要经常去多个煤矿进行安全检查。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照顾，而是整个矿区的安全形势突然紧张了起来，人手不够用。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苏关系在那几年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闹起了矛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化。
这种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我国的西部，尤其是边境地区，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打个比方说，为了防范对方可能发动的突袭，一到晚上，所有的西部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这不仅是因为电力供应紧张，也是一种战备状态，上级领导担心亮灯会给对方的轰炸机指示目标，所以才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躺在漆黑家里的床上，听着外面马路上的轰鸣声入睡的。
那是一辆又一辆军车不停的往各个战略要地开去，这些军车的数量之多，很多时候一过就是一夜。车上往往拉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是一些战备物资。
和地区不准开灯的命令一样，这些军车的车灯也不允许打开，完全是凭借着经验和听声辫位才能顺利前进。在西部山区蜿蜒的山路上行进，这样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事故。
我就经常听说某某地方，又有几辆军车栽进深沟里去了，死了多少人等等，但这些只是听说而已，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后来可能是上面察觉到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禁止开灯的命令解除了，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陆地边境线非常长，西疆边境地区又通常都是荒无人烟的高山谷地，边防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冬天严寒或春天风沙较大的时候。
当时敌对势力的一些人就借此机会，开始经常潜入我国境内，偷鸡摸狗等等只要能搞破坏的事无所不干，给西部的地方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自然对此情况不能容忍，但这些人大多选择在熟悉的地方作案，一般并不过于深入境内，他们一旦察觉到任何不对劲的味道，总会瞬间逃回边境线的另一边，缉拿的难度非常之大。
这种情况持续到后来，国内有一些解放后潜伏下来的敌对分子，因为共同的目的开始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两相勾结，组成了规模很大的破坏犯罪集团，更是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矿区就成了高危单位。众所周知，煤矿本身安全系数就低，就是没有敌对分子搞破坏，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也层出不穷。这就像一所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自身已经东倒西歪，要是再有人助其一臂之力，破坏力绝对可以震惊中外。
敌对分子如果利用这个薄弱环节，那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恐慌就不可估量了，也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西疆众多的矿区中，我们西部矿区又是被威胁的重中之重。因为西部矿区紧挨着边境线，很多煤矿向西没多远就到了苏联的某某斯坦加盟共和国了，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搞不好那些煤矿在地下的巷道早就挖到了国外，上面守边境线的边防战士都不知道。
笑话归笑话，形势确实非常严峻。事实上，我们西部矿区已经遭受到了几起有组织的破坏案件。这些敌对分子通常选择较小的煤矿下手，因为这些小煤矿大都位于偏远的地方，安全保卫工作十分被动，特别容易遭受打击。
于是，矿区安监局紧急决定，抽调人手增援各个矿分区的保卫部门。所有安检员也要行动起来，没有例外的全部被派到各大矿分区去，到第一线去，彻彻底底把安全工作的主动权掌握住。
对于我们这些安检员来说，国际关系问题和破坏治安案件自然和我们无关。但加强安全检查不仅是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将煤矿隐患消除掉，不留给敌对分子一丝一毫的利用漏洞。
这一年的大概初春时节，我一个人抱着被褥来到了我们监察二队辖区下的五矿区，准备在这里长期战斗了。
之所以是我一个人来，还是因为安监局人手紧缺，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安检员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几乎是一个人负责一大片了。除了五矿区本部，我还负责辖区内几个小煤矿的安全工作，这些小煤矿之间相距遥远，经常需要开车来回奔波，工作非常辛苦。
两个月下来，我已经熬的焦头烂额，累的瘦了一圈。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那种孤独感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上班好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远离熟悉的环境和同事，一个人默默的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有人问，难道五矿区人少吗，不能认识新朋友吗？答，几个小煤矿受到规模限制人很少，但五矿区的人一点也不少。
只是在当时的压抑氛围下，所有人一看到我这个安检员，就好像看到了敌对分子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话，配合我工作的那几个人看样也是被迫的。这可能是一种古怪的心理，大家听说那些破坏行为是一回事，看到真的有危险是另一回事。
在五矿区的领导和工人眼里，我就是危险的代言人。
正在我叫苦连天的时候，矿区偏偏又下起了大雨。西部矿区本身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边缘，气候干旱少雨，夏天的时候会偶有暴雨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在春天如此干燥的时候突降大雨却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这场连下了两天的大雨对煤矿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第一滴雨下下来，我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在各个煤矿紧张的巡查起来，又要求五矿区所属的所有煤矿负责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在一直到我回到五矿区，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大雨也终于停了，我这才松了口气。雨停之后的这一天中午，我刚刚吃饱喝足正准备小寐一会儿，恢复下精神体力，门外却传来一阵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我那刚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来不及多想，我赶紧冲出办公室，到外面一看，原来只是矿区又来了两个新人而已，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矿区副总工程师，五十岁左右的文明，一个是市公安局防暴大队的警察张曦。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张曦是个年轻的女警，更意外的是，这个女警我不仅认识，还很熟。
那阵骚动就是由张曦引起的。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矿工人。还在旧社会那会，小小年纪的他由于生活所迫，就已经下井干活了，并且很快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会组织，后来还被发展成了党员。
解放后，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父亲又报名到了中国的大西北的大西北：西疆西部矿区。作为业务技术骨干，他和一帮子同样从内地去的煤矿工人，一起开创了西部矿区的辉煌，一干就是几十年。
说实话，那会儿全国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更别提遥远的西部边陲了，说一句完全是拿命在工作一点也不为过。和我父亲一起去西疆的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很多还没有熬到结婚就去世了，有的是死于矿难，有的是死于职业病。
如果说没有一股子为国为民的精神在支撑，那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的，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他们了。
剩下来的那部分人，年龄越来越大，却面临着另一个严重的无法解决的，找不着对象的问题。我父亲虽然侥幸躲过了数次矿难，又被调到了矿区担任行政工作，这条命和身体算是保住了，但同样是老光棍一个，还住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在那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晃眼，他已经年近四十，眼看着这辈子真的要奉献给矿区了，组织上给他介绍了一个支援边区教育事业的中学女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这个女教师就是我的母亲，至于当时我母亲为什么能看上我父亲，时至今日她也没有透露过什么具体的信息。
但我从小耳闻目睹，还是能看出当年的婚恋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代的人以国家和事业为重，往往较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即使考虑了，也是倾向于各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也就是劳动模范那样的人。
我父母正好都是那样的人，要不然也不会一个投身西部矿区几十年，一个自愿放弃原有的一切，跑到大西北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了。
这样的感情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也就更加的纯净自然。除此之外，我母亲应该也有她的难处，毕竟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到一个非本民族为主的偏远地区，找合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父亲38岁，我母亲也已经33岁。
结婚之后，我父亲就搬离了矿区的集体宿舍，搬进了我母亲学校分给我们的一处住所，这个住所就在学校里面的家属区。从此之后，我们这一家人就真正在西部扎下了根，不准备再回东部了。
我家一共有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可能是因为想生个女孩一直没能如愿，我母亲执意给我起名叫“姚岚”，这是个明显带有女性色彩的名字。
托了这个名字的福，我和两个哥哥的性格迥然不同。他们两个天性叛逆，父母让他们向东他们偏向西，让他们干啥他们偏不干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成功的脱离了家庭的传统，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远方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
这倒是苦了我了。父亲对煤矿事业忠心耿耿，一门心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巴不得我早点毕业好接他的班，而我母亲则是希望我这个幼子能陪在他们的身边。
说实话，我对煤矿也并非没有感情，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委婉，对于工作的问题无可无不可，就顺理成章的考上了矿业大学，毕业后又回到西部矿区接了父亲的班，从一名普通的安检员做起。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经过大脑考虑，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障碍，莫名其妙的就上班了。
当然，我上班的时候和我父亲那个时候的矿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虽然煤矿的活不好听，又累又脏，但当时煤矿的正式编制还真不好进，正式工下井的很少，在井下干活的工人大多数是临时聘用过来的内地农民子弟，也就是常说的集体工，我们矿区地理位置特殊，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地原牧民。
我和那些同样是接班的“煤二代”们，和我们的父辈也是不一样的，至少缺少了那份不要命的苦干劲头。不过毕竟是从小熏陶出来的，我们这批人还不至于一无是处，什么也干不了。
上级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跑到偏远一些的小煤矿去检查安全工作，我们也能干的像模像样，蛮是那么回事。即使要求我们深入第一线下井钻黑窟窿，也没见有谁吓得屁滚尿流的，包括我这个不常下井的在内。
也就是说，别看我们这批人在城市里，在井上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到矿区下井却也脏话累活什么都干。俗话说得好：能吃不能干的是懒汉，能干不能吃的傻蛋，既能吃也能干的才是好汉。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小柱，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汉的典型。
王小柱的家庭背景和我差不多，虽然不住在一起，但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从内地来的技术骨干，打小我们两个就认识，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交情。
后来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俩始终在一所学校读书。我为人处事不如王小柱，身体也不如王小柱那么壮实，胆子又小，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王小柱就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借此向众人宣示我们俩的关系，遇到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从来不问对方是几个人，上去挥拳就打抬腿就踹，帮我解了好多次的围。
同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他父母经常叫我去他家帮王小柱补习功课。说真的，王小柱打架还行学习真不行，无论怎么帮他，他就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成绩了。
“补什么呀！你学习好最后还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强哪去？你要是和我一个班，都不如考试的时候给我传张纸条！”这是王小柱的原话，很不幸真的被他说中了。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最好的组合是能互补，各有各的强项能帮助对方，各有各的弱点需要对方来弥补。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铁，终于定格在了死党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没有考上大学，他最后读的是矿区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其实就是给煤矿系统的子弟一个出路而已，混到毕业接起班来能理直气壮，不被人家说没文凭也能有工作的闲话。
等我从大学回来接班的时候，王小柱早就在矿监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混了个监察二队副队长的初级职位，成了我的上级。对王小柱的仕途升迁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不会有因为自己读了大学还不如别人的嫉妒心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和王小柱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检员没事的时候真是清闲，一旦有起事来，每天都要和恶劣的环境打交道，那种辛苦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来。
而且安检员面对的主要对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矿工们（这绝不是歧视，因为很多矿工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当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们别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讲义气的家伙。文绉绉的人在矿区是吃不开的，也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当然，又有文化又会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点严苛了，也不太切合实际。
所以我一回来，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复了那种互补的状态。虽说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级，可我们没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干体力活有点难度，这方面特别的照顾我，他能做主的时候尽量给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须要干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办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数很少。我呢，还像以前一样，王小柱有什么报告之类的要写，我是义无反顾的提笔代劳，解决了他的一大烦恼。
那个时候年轻，日子过得快，整天嘻嘻哈哈的没什么烦恼，待遇水平相比其他行业又高出不少，自己赚钱自己花，倒也潇洒自在。
可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事情都不会如此十全十美。
我们的烦恼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就是找对象还是个“难”字。本来干我们这一行的女性就少的可怜，绝大多数还都是大妈级别的人物，同年龄的寥若晨星，基本见不到的。
要说在行业之外，我还是认识不少合适的女孩子能追求的（王小柱认识的更多），除此之外还有找人介绍这条路，可人家女孩子一听说我是干煤矿的，虽然是做行政工作但时不时的也要钻黑窟窿，立马摆明态度，做朋友可以做恋人免谈，翻脸那叫比翻书还快。这也难怪，下井就有危险，待遇高也弥补不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消耗，谁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所以别看我和王小柱整天混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其实喝多了之后也经常互诉衷肠，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车轱辘话反过来倒过去的说，无非就是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一套。说完之后心里也发虚，担心自己真的会和父亲一样年近四十还娶不上媳妇。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过了三四年，王小柱仕途再上一层楼，当上了监察二队的队长。我还是老样子，工作上没什么起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依着我的性格就不适合当官，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对下又拉不下脸子，空有一张大学文凭根本于事无补。
不过王小柱升了官，反而照顾不了我了，从这一年开始我也要经常去多个煤矿进行安全检查。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照顾，而是整个矿区的安全形势突然紧张了起来，人手不够用。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苏关系在那几年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闹起了矛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化。
这种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我国的西部，尤其是边境地区，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打个比方说，为了防范对方可能发动的突袭，一到晚上，所有的西部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这不仅是因为电力供应紧张，也是一种战备状态，上级领导担心亮灯会给对方的轰炸机指示目标，所以才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躺在漆黑家里的床上，听着外面马路上的轰鸣声入睡的。
那是一辆又一辆军车不停的往各个战略要地开去，这些军车的数量之多，很多时候一过就是一夜。车上往往拉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是一些战备物资。
和地区不准开灯的命令一样，这些军车的车灯也不允许打开，完全是凭借着经验和听声辫位才能顺利前进。在西部山区蜿蜒的山路上行进，这样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事故。
我就经常听说某某地方，又有几辆军车栽进深沟里去了，死了多少人等等，但这些只是听说而已，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后来可能是上面察觉到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禁止开灯的命令解除了，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陆地边境线非常长，西疆边境地区又通常都是荒无人烟的高山谷地，边防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冬天严寒或春天风沙较大的时候。
当时敌对势力的一些人就借此机会，开始经常潜入我国境内，偷鸡摸狗等等只要能搞破坏的事无所不干，给西部的地方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自然对此情况不能容忍，但这些人大多选择在熟悉的地方作案，一般并不过于深入境内，他们一旦察觉到任何不对劲的味道，总会瞬间逃回边境线的另一边，缉拿的难度非常之大。
这种情况持续到后来，国内有一些解放后潜伏下来的敌对分子，因为共同的目的开始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两相勾结，组成了规模很大的破坏犯罪集团，更是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矿区就成了高危单位。众所周知，煤矿本身安全系数就低，就是没有敌对分子搞破坏，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也层出不穷。这就像一所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自身已经东倒西歪，要是再有人助其一臂之力，破坏力绝对可以震惊中外。
敌对分子如果利用这个薄弱环节，那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恐慌就不可估量了，也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西疆众多的矿区中，我们西部矿区又是被威胁的重中之重。因为西部矿区紧挨着边境线，很多煤矿向西没多远就到了苏联的某某斯坦加盟共和国了，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搞不好那些煤矿在地下的巷道早就挖到了国外，上面守边境线的边防战士都不知道。
笑话归笑话，形势确实非常严峻。事实上，我们西部矿区已经遭受到了几起有组织的破坏案件。这些敌对分子通常选择较小的煤矿下手，因为这些小煤矿大都位于偏远的地方，安全保卫工作十分被动，特别容易遭受打击。
于是，矿区安监局紧急决定，抽调人手增援各个矿分区的保卫部门。所有安检员也要行动起来，没有例外的全部被派到各大矿分区去，到第一线去，彻彻底底把安全工作的主动权掌握住。
对于我们这些安检员来说，国际关系问题和破坏治安案件自然和我们无关。但加强安全检查不仅是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将煤矿隐患消除掉，不留给敌对分子一丝一毫的利用漏洞。
这一年的大概初春时节，我一个人抱着被褥来到了我们监察二队辖区下的五矿区，准备在这里长期战斗了。
之所以是我一个人来，还是因为安监局人手紧缺，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安检员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几乎是一个人负责一大片了。除了五矿区本部，我还负责辖区内几个小煤矿的安全工作，这些小煤矿之间相距遥远，经常需要开车来回奔波，工作非常辛苦。
两个月下来，我已经熬的焦头烂额，累的瘦了一圈。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那种孤独感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上班好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远离熟悉的环境和同事，一个人默默的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有人问，难道五矿区人少吗，不能认识新朋友吗？答，几个小煤矿受到规模限制人很少，但五矿区的人一点也不少。
只是在当时的压抑氛围下，所有人一看到我这个安检员，就好像看到了敌对分子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话，配合我工作的那几个人看样也是被迫的。这可能是一种古怪的心理，大家听说那些破坏行为是一回事，看到真的有危险是另一回事。
在五矿区的领导和工人眼里，我就是危险的代言人。
正在我叫苦连天的时候，矿区偏偏又下起了大雨。西部矿区本身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边缘，气候干旱少雨，夏天的时候会偶有暴雨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在春天如此干燥的时候突降大雨却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这场连下了两天的大雨对煤矿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第一滴雨下下来，我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在各个煤矿紧张的巡查起来，又要求五矿区所属的所有煤矿负责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在一直到我回到五矿区，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大雨也终于停了，我这才松了口气。雨停之后的这一天中午，我刚刚吃饱喝足正准备小寐一会儿，恢复下精神体力，门外却传来一阵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我那刚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来不及多想，我赶紧冲出办公室，到外面一看，原来只是矿区又来了两个新人而已，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矿区副总工程师，五十岁左右的文明，一个是市公安局防暴大队的警察张曦。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张曦是个年轻的女警，更意外的是，这个女警我不仅认识，还很熟。
那阵骚动就是由张曦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