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全义、王一林率领一万水师将士，一路闯关斩将，如下山猛虎般横冲直撞。
这一路上，更象是蝗虫过境，一片狼籍。
不管是富户还是寻常百姓，一旦遇上，便洗劫一空。
如果骂人能把人骂死，那么恐怕这支军队，早已全军覆没了。
蒋全义与王一林不一样，但他默许了。
他要的不是银子，要的是粮食。
没有补给，只能就地取食，否则，这几日连番攻城作战，这支军队早就崩溃了。
好在沿途都是小城，守军也不多，面对着这么一支庞然大物，能不逃就算是勇敢了。
可饶是如此，水师至如皋时，也已经只剩六千余人。
这种伤亡程度，让蒋全义心痛不已。
为了急速行军，蒋全义下令所有人丢弃身上除粮食之外的东西，以保证行军的速度。
这一路的劫掠，将士手中的财货可不少，特别是王一林，他的身边已经有了数十车的财货。
王一林不同意，可他已经几乎丧失了军队的控制权。
面对着蒋全义阴沉沉的脸，王一林又一次选择了妥协。
不过他提出，与其丢弃，不如就地掩埋。
蒋全义同意了。
于是，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脚，找了个本身就有的山洞，将所有财货都搬了进去，最后砸塌岩壁，封住洞口。
王一林心痛地说道，“这要是哪个祖坟冒轻烟的看到，怕是几辈子，不，几十几百辈子也用不完啊。蒋老弟，你可是作了大孽了。”
蒋全义不理会王一林，转身就下令，全军转东南方向行军，即日起，遇县城绕行而过。
……。
清廷震动。
这支明军的“杀伤力”太大了。
清廷的“怀柔”对象是义兴朝，可问题是义兴朝手一摊说，咱们已经宣布这是支叛军了，他们的死活和作为与我朝无关，你们爱打打爱杀杀，不用理会我们的感受。
义兴朝不管了，可清廷得管啊，死的伤的被抢的，那可都是自己的地盘啊。
由此，朝堂上竟出现了一些“招降”的呼声。
这不奇怪，今时不同往日，未入关前，清军打打草谷，袭扰劫掠一番之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哪管身后巨浪滔天？
现在，都坐了三年天下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
屁股决定立场，任何朝代都一样。
清廷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
自然开始想着要安定了。
可这支“叛军”却是光脚的。
他们除了一条烂命，无所顾忌。
很难想象，连命都不要了的人，还会去顾忌别的。
所以，招降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不是光脚吗，得，给他们穿上鞋就是了，这样，他们就有了顾忌。
招安，自始至终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其中牵扯到的利益，非同小可。
可这种声音，遭到了多尔衮和洪承畴的联手打压。
倒不是说这两个老冤家，开始握手言和了，而是对于这件事上，二人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只是仅仅在这件事上联起了手。
道理在很简单。
长江南北周边，这几年一直反复易手，清廷征收不到赋税。
凤阳至淮安一线，几府之地，承担着清廷在东南一隅的主要赋税来源。
可现在被这支“叛军”扫荡得够呛，谁是周边各府各县人人自危，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许多商船已经不再敢北上了，而是选择杭州、松江府转运。
而民间，不管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无一不怨声载道。
这种舆情背后的干系很大。
满清入关到此时，不过百多万人，统治偌大的中原，还得依靠汉人。
清军之中，汉旗、降清明军加起来，得占六七成。
这支“叛军”在这十来天的功夫，让清廷遭受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远远大于仪真一战。
最关键的是，这支“叛军”其中很大一部分追随过吴争北伐，他们养成了一种见鞑子就杀的习惯，这习惯不好，真不好，特别地让清廷头痛。
如果真将这支“叛军”招安，那问题会很严重，试想要是那些降清的明军，也都来这一手，那天下不就乱套了吗？人心就得散了。
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
在这一点上，多尔衮和洪承畴的意见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满族的摄政王，一个降清明臣的领袖，不约而同地达成了默契，打压这种招安的呼声之后，朝廷下旨，勒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限期全歼之支“叛军”，五天之内回京述职。
旨意简单明了，就是说济尔哈朗从接旨的那一刻算起，到站在奉天殿中奏报，就给你五天。
你还得做到“全歼”二字，一个都不能少。
……。
济尔哈朗承压了。
压力山大。
这倒不是说济尔哈朗无能，力有不逮。
恰恰相反，济尔哈朗的和硕郑亲王爵，那可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真正的爱新觉罗近支。
可姓爱新觉罗的多了去了，也没见有几个如同济尔哈朗这样成为和硕郑亲王、辅政大臣的。
年轻时济尔哈朗，无论对明朝、蒙古、朝鲜乃至满族内部反叛部落的作战，那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他并不认为歼灭这支叛军很难。
难的是，这支叛军踪影不定。
这是个最难的难题。
不管古今，两军交战，重点在于知己知彼。
首先要知道对方主帅的性情特征，遇事的反应方式。
可这支叛军的主将只是个副都指挥使，从五品衔，还是个新兴之秀，谁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
一无所知。
其次，得知道这支叛军的目的和行军方向。
可这支叛军忽北忽南，忽东忽西，有时疾如脱兔，有时还返身打追击清军一个回马枪，打个小伏击。
这让追击清军苦不堪言。
最后，朝廷围剿得调动大军吧？
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叛军一个劲地奔逃，无意占领一个城固守，这样的军队，再让人头痛。
这就象要追捕一个逃犯，得知道他的心性、爱好，遇事反应、有哪些亲朋好友，最有可能往哪去，在何处落脚，方可安排布控。
这些，济尔哈朗都无从知晓。
这一路上，更象是蝗虫过境，一片狼籍。
不管是富户还是寻常百姓，一旦遇上，便洗劫一空。
如果骂人能把人骂死，那么恐怕这支军队，早已全军覆没了。
蒋全义与王一林不一样，但他默许了。
他要的不是银子，要的是粮食。
没有补给，只能就地取食，否则，这几日连番攻城作战，这支军队早就崩溃了。
好在沿途都是小城，守军也不多，面对着这么一支庞然大物，能不逃就算是勇敢了。
可饶是如此，水师至如皋时，也已经只剩六千余人。
这种伤亡程度，让蒋全义心痛不已。
为了急速行军，蒋全义下令所有人丢弃身上除粮食之外的东西，以保证行军的速度。
这一路的劫掠，将士手中的财货可不少，特别是王一林，他的身边已经有了数十车的财货。
王一林不同意，可他已经几乎丧失了军队的控制权。
面对着蒋全义阴沉沉的脸，王一林又一次选择了妥协。
不过他提出，与其丢弃，不如就地掩埋。
蒋全义同意了。
于是，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脚，找了个本身就有的山洞，将所有财货都搬了进去，最后砸塌岩壁，封住洞口。
王一林心痛地说道，“这要是哪个祖坟冒轻烟的看到，怕是几辈子，不，几十几百辈子也用不完啊。蒋老弟，你可是作了大孽了。”
蒋全义不理会王一林，转身就下令，全军转东南方向行军，即日起，遇县城绕行而过。
……。
清廷震动。
这支明军的“杀伤力”太大了。
清廷的“怀柔”对象是义兴朝，可问题是义兴朝手一摊说，咱们已经宣布这是支叛军了，他们的死活和作为与我朝无关，你们爱打打爱杀杀，不用理会我们的感受。
义兴朝不管了，可清廷得管啊，死的伤的被抢的，那可都是自己的地盘啊。
由此，朝堂上竟出现了一些“招降”的呼声。
这不奇怪，今时不同往日，未入关前，清军打打草谷，袭扰劫掠一番之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哪管身后巨浪滔天？
现在，都坐了三年天下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
屁股决定立场，任何朝代都一样。
清廷从光脚的，变成了穿鞋的。
自然开始想着要安定了。
可这支“叛军”却是光脚的。
他们除了一条烂命，无所顾忌。
很难想象，连命都不要了的人，还会去顾忌别的。
所以，招降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不是光脚吗，得，给他们穿上鞋就是了，这样，他们就有了顾忌。
招安，自始至终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其中牵扯到的利益，非同小可。
可这种声音，遭到了多尔衮和洪承畴的联手打压。
倒不是说这两个老冤家，开始握手言和了，而是对于这件事上，二人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只是仅仅在这件事上联起了手。
道理在很简单。
长江南北周边，这几年一直反复易手，清廷征收不到赋税。
凤阳至淮安一线，几府之地，承担着清廷在东南一隅的主要赋税来源。
可现在被这支“叛军”扫荡得够呛，谁是周边各府各县人人自危，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许多商船已经不再敢北上了，而是选择杭州、松江府转运。
而民间，不管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无一不怨声载道。
这种舆情背后的干系很大。
满清入关到此时，不过百多万人，统治偌大的中原，还得依靠汉人。
清军之中，汉旗、降清明军加起来，得占六七成。
这支“叛军”在这十来天的功夫，让清廷遭受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远远大于仪真一战。
最关键的是，这支“叛军”其中很大一部分追随过吴争北伐，他们养成了一种见鞑子就杀的习惯，这习惯不好，真不好，特别地让清廷头痛。
如果真将这支“叛军”招安，那问题会很严重，试想要是那些降清的明军，也都来这一手，那天下不就乱套了吗？人心就得散了。
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
在这一点上，多尔衮和洪承畴的意见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满族的摄政王，一个降清明臣的领袖，不约而同地达成了默契，打压这种招安的呼声之后，朝廷下旨，勒令郑亲王济尔哈朗限期全歼之支“叛军”，五天之内回京述职。
旨意简单明了，就是说济尔哈朗从接旨的那一刻算起，到站在奉天殿中奏报，就给你五天。
你还得做到“全歼”二字，一个都不能少。
……。
济尔哈朗承压了。
压力山大。
这倒不是说济尔哈朗无能，力有不逮。
恰恰相反，济尔哈朗的和硕郑亲王爵，那可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真正的爱新觉罗近支。
可姓爱新觉罗的多了去了，也没见有几个如同济尔哈朗这样成为和硕郑亲王、辅政大臣的。
年轻时济尔哈朗，无论对明朝、蒙古、朝鲜乃至满族内部反叛部落的作战，那都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他并不认为歼灭这支叛军很难。
难的是，这支叛军踪影不定。
这是个最难的难题。
不管古今，两军交战，重点在于知己知彼。
首先要知道对方主帅的性情特征，遇事的反应方式。
可这支叛军的主将只是个副都指挥使，从五品衔，还是个新兴之秀，谁知道他从哪冒出来的？
一无所知。
其次，得知道这支叛军的目的和行军方向。
可这支叛军忽北忽南，忽东忽西，有时疾如脱兔，有时还返身打追击清军一个回马枪，打个小伏击。
这让追击清军苦不堪言。
最后，朝廷围剿得调动大军吧？
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叛军一个劲地奔逃，无意占领一个城固守，这样的军队，再让人头痛。
这就象要追捕一个逃犯，得知道他的心性、爱好，遇事反应、有哪些亲朋好友，最有可能往哪去，在何处落脚，方可安排布控。
这些，济尔哈朗都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