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冬官》补亡之误《周礼》缺《冬官》一篇，刘歆以《考工记》补之，汉唐以来皆无异说。至宋淳熙间，临川余廷椿始创论，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复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称之。永嘉王次点益引伸其说，作《周官补遗》，亦为真西山所赏。元人吴草庐、丘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补遗》已不传，草庐所编则据《尚书》司空掌邦土，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其他亦未尝分割。惟余氏、丘氏则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内四十九官改入冬官，丘氏则以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士每官六十之数论之，天官羡三，地官羡十九，春官羡十，夏官羡九，秋官羡六，是五官内共羡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礼补亡》一书，又于五官内稍有裁核，定为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内五十四官改入冬官，与余氏大同小异。虽各以意割截旧文，然亦可见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泽长语》云：俞廷椿、王次点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诚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从，何哉？曰乱经。是鏊亦未敢以为是也。按《南齐书》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简书，广数分，长二尺，凡十馀简。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然则《考工记》原非杂于五官内，刘歆以之补《冬官》亦非。
《仪礼》先儒谓《仪礼》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即如《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是可见《仪礼》为孔子以前之书，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当时必有全书，今所传十七篇，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谓：《既夕礼》乃《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乃《少牢馈食》之下篇，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敖继公不得全书，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之礼不与焉。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皆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言诸侯于及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详，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令其各据此以行礼，以教人，是以国无异礼，家不殊俗也。其立论固未为无见，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礼经》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之列学官，而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郑所引《逸礼》如《中ニ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则《仪礼》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吴草庐因取大、小戴《记》及郑氏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谓《小戴》、《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固为《仪礼》旧文，《大戴》中《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其《中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而名犹见于注家，故亦编为篇目，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此亦见辑《礼》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生而神圣，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反，门人后至。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皆疑无此事，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为一句，殡浅而葬深，孔子父殡于五父衢，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故审问不敢轻启，问于鄹母，始知殡而非葬，于是启其殡，与母合葬于防。先儒误读，不知“其墓”为句，遂生妄说云云。此论可谓辨矣，然究亦曲为之说。柩在帷堂曰殡，入土则曰葬，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何得以殡为浅葬耶？即曰浅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总由于记礼之家，得诸传闻，不暇审订，辄笔之于书，故有此等谬误。观《庄子》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若一一信以为真，则圣人反浅。《檀弓》所记亦犹是也，而必从而为之词，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
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欤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为出母。此最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檀弓》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重耳，讽以得国，舅犯使公子辞之。《国语》则谓：里克杀夷齐、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辞。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舅犯亦使公子辞。盖本一事，而《国语》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以理推之，当以《檀弓》所记为是。重耳之亡，舅犯辈之从亡，皆非无意于得国者。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杀怀公而不恤，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当是时，乱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长，义本当立，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盖其辞也，在献公方卒之后，二君未被杀之前，国已有君，衅将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发不中，则身名俱败，此智者所不为也，《檀弓》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而不言二君已被杀，自是实录。而《国语》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误也。《史记·晋世家》但采《国语》之文，亦无识。
《月令》沈作谓《礼记》中《月令》尤驳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俊。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按沈氏之说，似将泥于蔡邕、王肃及张华《博物志》以《月令》为周公所作，故信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内，遂疑吕氏所为。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而礼家采入《礼记》中者。今《吕氏春秋》现在，可覆按也。《隋书·牛弘传》：蔡邕、王肃因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为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春秋》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刘勰亦谓《月令》一篇取乎吕氏之纪，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在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谓雁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许，行慎注《淮南子》，则以宾字属雀，云：宾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间，如宾客然。则宜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
《仪礼》先儒谓《仪礼》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即如《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是可见《仪礼》为孔子以前之书，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当时必有全书，今所传十七篇，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谓：《既夕礼》乃《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乃《少牢馈食》之下篇，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敖继公不得全书，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之礼不与焉。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皆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言诸侯于及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详，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令其各据此以行礼，以教人，是以国无异礼，家不殊俗也。其立论固未为无见，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礼经》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之列学官，而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郑所引《逸礼》如《中ニ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则《仪礼》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吴草庐因取大、小戴《记》及郑氏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谓《小戴》、《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固为《仪礼》旧文，《大戴》中《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其《中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而名犹见于注家，故亦编为篇目，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此亦见辑《礼》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生而神圣，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反，门人后至。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皆疑无此事，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为一句，殡浅而葬深，孔子父殡于五父衢，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故审问不敢轻启，问于鄹母，始知殡而非葬，于是启其殡，与母合葬于防。先儒误读，不知“其墓”为句，遂生妄说云云。此论可谓辨矣，然究亦曲为之说。柩在帷堂曰殡，入土则曰葬，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何得以殡为浅葬耶？即曰浅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总由于记礼之家，得诸传闻，不暇审订，辄笔之于书，故有此等谬误。观《庄子》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若一一信以为真，则圣人反浅。《檀弓》所记亦犹是也，而必从而为之词，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
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欤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为出母。此最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檀弓》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重耳，讽以得国，舅犯使公子辞之。《国语》则谓：里克杀夷齐、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辞。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舅犯亦使公子辞。盖本一事，而《国语》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以理推之，当以《檀弓》所记为是。重耳之亡，舅犯辈之从亡，皆非无意于得国者。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杀怀公而不恤，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当是时，乱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长，义本当立，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盖其辞也，在献公方卒之后，二君未被杀之前，国已有君，衅将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发不中，则身名俱败，此智者所不为也，《檀弓》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而不言二君已被杀，自是实录。而《国语》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误也。《史记·晋世家》但采《国语》之文，亦无识。
《月令》沈作谓《礼记》中《月令》尤驳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俊。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按沈氏之说，似将泥于蔡邕、王肃及张华《博物志》以《月令》为周公所作，故信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内，遂疑吕氏所为。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而礼家采入《礼记》中者。今《吕氏春秋》现在，可覆按也。《隋书·牛弘传》：蔡邕、王肃因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为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春秋》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刘勰亦谓《月令》一篇取乎吕氏之纪，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在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谓雁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许，行慎注《淮南子》，则以宾字属雀，云：宾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间，如宾客然。则宜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