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翰林之名，本于扬子云《长杨赋》，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非必皆文学也。《旧唐书·百官志》：翰林为词学经述及僧道祝卜等待诏之所。高宗时，刘之等以文词召入待诏，时号北门学士。玄宗时张说、陆坚、张九龄、张等亦召入，谓之翰林供奉。凡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此翰林名官之始也。（《吴通玄传》载陆贽疏言：承平时，工艺书画皆待诏翰林，而无学士。至德以来，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待进止于翰林院，因以名官。则翰林学士又自至德中始。然叶石林云：唐之翰林，开元以前未有学士之称，曰翰林待诏，曰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改供奉为学士，以张等为之。与《旧唐书·百官志》相合。则翰林之有学士，实始于开元，而非始于至德。）当其初设翰林，本以便于燕私游艺，凡技术之士皆在焉。学士亦技术之一，故亦待诏于此。其后以撰拟诏命，得参机务，遂别为清要之极选。然其时翰林犹有杂流，如天宝中有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有占星韩颖、刘ピ，贞元中有奕棋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末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皆待诏翰林。柳公权亦充翰林书诏学士。又《顺宗本纪》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复冗食者四十二人。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辽、宋以来，尚仍其制。辽本纪有翰林茶酒使。《宋史》：安忠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韩显符善占候，诏官翰林天文。钱惟演工书，太宗命翰林书学贺丕显至其第取之。本纪：雍熙四年，校医人优者为翰林学生。元丰四年，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大观三年，诏医学并入太医局，书入翰林书艺局，画入翰林画图局。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杂艺皆居之。其专以处文学之士，则自明始。
学士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纟宰、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隋书·柳传》：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百馀人充学士，以师友处之。于时诸王皆有学士，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此藩王亦得置学士也。《韦孝宽传》：孝宽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是节帅亦得置学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书省学士，文操性刚严，学士颇存儒雅，文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则学士且不免受挞矣。盖其时所谓学士，不过如文人云尔。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以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学士。司勋、考功等，其官也；学士则总名也。即位后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参帷幄，论文史，其职渐重。乾封以后，范履冰等为学士，撰拟诏敕，地益清要。然《通考》谓弘文、集贤学士分属中书、门下，则犹有所属也。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已与翰林分为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犹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其职乃专掌制诏。时以为天子私人，号称内相。至德以后，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往往至宰相，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至学士品级之高下，则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廷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今按《唐书·高璩传》云：璩以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惟郑颢以尚主、璩以宠升云。是学士尚不得遽迁省郎。又陆贽以翰林学士从奉天，及归，迁中书舍人，后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为学士，迁中书舍人。可见学士本无定品。至宋时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金初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贞三年升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侍读、侍讲学士俱从三品，直学士从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从一品，学士正二品，侍讲从二品，直学士从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从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定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亦正五品。永乐中定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上。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石林燕语》谓：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为之。王阮亭《香祖笔记》引为讲读学士之始。（亦见《宋史·真宗本纪》。又《夏侯峤传》：真宗二年始建讲读之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然《通考》开元十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唐书》郑朗为侍讲学士。则讲读学士实自唐始也。至讲读之名本起于东汉，桓荣荐门下生侍讲，乃听荣出。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讲。黄琼以选入侍讲禁中（俱见《后汉书》）。此侍讲之始也。及六朝，则又有侍读为东宫官属。《南史》到洽与陆亻垂对掌东宫管记，俄兼侍读。陈天嘉中，诏顾越侍东宫读，寻迁羽林监，侍读如故。又江泌为永康王侍读，傅昭为南郡王侍读。《北史》：周文帝以薛慎为宜都公侍读。此皆唐以前侍读之官。《唐书》：陆质为太子侍读。《宋史》：真宋时，冯元为翰林侍读，马宗元为翰林侍讲，俱不带学士。此又近代翰林侍读、侍讲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时亦已有之。《旧唐书·百官志》国四史修撰官，学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为史馆修撰。《宋史》：哲宗元六年，置国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来国史院、学士院俱有此官，非专以属廷试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张起岩以进士首选，特旨改集贤修撰，此为状元授修撰之始耳。《续通考》谓编修本枢密院官，元时始改为翰林之属。又至正中，因学士夔夔言，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置检讨官十六员，以为近代编修、检讨之始。按《旧唐书》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检讨官。王彦威以淹识典礼，由太常卿特令补检讨官。《宋史》国史院有编修官，枢密院有检讨官，又有官制局检讨官，毕仲衍尝为之。《文文山纪年录》；登第后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金史》移刺履为国史院编修官。则编。检二职，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唐时翰林学士，据《通考》云，只取文学之人，各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官尊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即为宰相。其孤远新进，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甚者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又云：自诸曹尚书以下至校书郎，皆得与其选。是唐之翰林学士，虽无出身者亦得为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荫入官，后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刘邺由幕僚擢左拾遗，寻为翰林学士。吴通玄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翰林学士。郑覃以荫补校书郎，后为翰林侍讲学士。郑朗由辟署幕僚亦为侍讲学士。王叔文以棋待诏，后为翰林学士。是皆不必进士出身也。翰林撰文署名《唐书·苏传》：玄宗爱文，谓：“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后世翰林撰文，例书名以进，其此欤？
庶吉士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选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二十一年，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监、中书俱有庶吉士矣。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周述、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者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俱为翰林院庶吉士。继又命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陈年少，愿学。帝喜，增为二十九人。阅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即为给事中、御史及州县等官。于是庶吉士遂专属翰林。（张益、王翱皆永乐十三年进士，益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翱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则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选邢恭一人。又或数科不选，有时合数科通选。（萧成进士，需次于家。宣宗命三科进士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与焉。）至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乃言：“自永乐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合数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同礼部同选，亦无定制。请自今每一次开科即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杂文呈礼部，送翰林阅后，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入选。每科不得过二十人。孝宗从其请，著为令。（按宋制，将试馆职，则先命从官各以平日所为文五十篇，送学士院选择，而后召试。）此又每科馆选之始也。其教习庶吉士，始于正德中，命学士为之。（《选举志》谓以翰詹资深者一人课之。）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为之。（《明史·选举志》：嘉靖八年，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遂选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忽有旨：庶吉士之选，迩来大臣徇私植党，无益于国。其事遂止，至十一年乃复举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等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杨士奇以史才荐入翰林，充纂修官，胡俨由县令荐入翰林，邹缉由明擢经侍讲，沈度、沈绛以善书入翰林，氵存至学士，刘铉亦以善书召入翰林，举乡试授中书舍人，进侍进，皆非进士也。即进士入翰林，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翰林编修，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是也。自永乐中，于进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间三杨当国，衣钵相传，于是翰林之官无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陈继由布衣，以杨士奇荐入翰林，杨翥以景帝潜邸旧恩入翰林，已为仅事。天顺中，编修马升、检讨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贤当国，即出之于外，为参议等官。资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弘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时称异数，然初入不过为翰林待诏耳。直至嘉靖中，张璁、桂萼等当国，以己本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遂停庶吉士不选，而讲、读、编、检皆从吏部推补。于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检讨，张邦奇由提学孜右庶子，迁祭酒，甚至黄绾本萌生，亦以议大礼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韬疏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顾东阳、杨廷和等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为尚书者。”当时璁、萼、韬等持论如此。然成例猝改，举朝大哗。当璁、萼、韬等由郎署入翰林时，乔宇疏言：“内降恩泽，先朝仅施于佞亻幸小人，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俾萼等居之，谁肯与同列哉！”可见成例入翰林为竺固难变革，是以不久仍复旧例。其后文征明以善书征入翰林为待诏，诸词臣以其不由科第，犹群呼为书博士，不屑与同列。直至崇祯皇帝以儒臣迂缓，不习吏事，乃改旧例，择知推卓异者入翰林。于是汪伟以知县得翰林（见伟传）。成勇以知县得南京吏部主事，谕德黄景为勇及朱天麟称屈，天麟即得要。勇不先赴南京，遂不复改（见勇传）。此又有明一代馆选沿革之源流也。（《选举志》：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信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代宰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之官起于唐。《旧唐书·李通传》：中宗景龙二年，修文馆置大学十四，以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方为之。此大学十之始也。然犹不常设。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说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宠待大臣，始有之。臣不敢昌。”乃免。德宗欲以李泌为大学士，泌亦援张说之言力辞。至崔园又引泌语辞。然陈希烈在明皇时为崇元馆大学士，则张说虽尝辞这，而希烈仍为之。又姚宽《西溪丛语》：宋制，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无大字。苏易简出，被遇独厚，迁紫宸殿，以称呼不便，用观文殿。因此宰执出镇，优遇者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春明退朝录》：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序。（此制《唐书》不载。）宋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领之，集贤次相领之。赵中令虽独相，初只领集贤，久之方迁昭文。据此，则唐、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明初仿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后，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寻四辅官，经儒士王本等为之，不久亦罢。十五年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不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耆儒鲍恂等为之），秩皆五品。其时所谓大学士者，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于机务无与也。然一日万几，不能无赞理。成祖不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寻直广、荣、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若迁秩例须改他官，不复能入直。（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内阁诸臣考满，勿孜他任。于是荣、士奇等虽在机要，终成祖世，不过五品官。仁宗即位，升士奇为礼侍郎，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偕仍兼殿阁大学士。宣德中，又皆进尚书。盖早居内阁，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地皆清要，兼官又尊，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而隐然钧衡之重，与百寮殊矣。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既入后，以年劳氵存升侍郎、尚书，未有既为侍郎、尚书而入阁者。宣德中，陈山、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不久仍罢。正统、景泰中，苗衷、高、俞刚、江渊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弘治中丘以礼部尚书入（尚书入阁自始）。自是大学十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按景泰中，彭时犹以修撰入阁。天顺初，岳正以修撰入阁。）
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盖自永乐中黄淮、胡广等入直，本皆词臣。正统中三杨已老，所汲引马愉、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为故事，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明史·张至发传》：非翰林入阁者，自世宗朝许讠赞。后至崇祯中，至发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本翰林，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则世宗以前亦有非林而入阁者。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给谏，皆擢礼部尚书入阁，则非翰林而入阁者，亦不止讠赞一人。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职官志》：嘉、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万历中内阁缺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然卒不果（见《李三才传》）。迨崇祯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拟旨提问，经帝改驳，自是词臣为帝所轻，而阁臣不专用翰林（见《郑以伟传》）。阁老阁老本中书人之称，今俗以称大学士，非也。《唐书·杨绾传》：绾为中书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为阁老，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绾悉均给之。杜诗“生理只凭黄阁老”，亦指严武，非谓宰相也。查初白诗自注：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诏册制诰皆属焉，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初不以内阁名。每日与阁臣会食，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多挨次入阁，故例称阁老。苏州有阁老坊，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亦得称阁老矣。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明史·钱传》：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钱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或问之（傅维麟《明书》杨荣作杨溥）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具座，礼部叙位次，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上（亦见《玉堂丛语》）。按王阮亭记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据此，则阁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武时已定制。宣德距洪武不远，何以钱不设阁臣座耶？岂洪武旧制在南京，此以鸿胪改翰林，在北京为创举，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谓阁老称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则非也。按《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钦若，戏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闻见录》：富郑公与康节食笋，公曰：“未如中堂食笋之美。”又元王恽有《中堂事记》，记元初中书省之事。则宰相之称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设座于翰林之中也。
中书中书之名，汉武初以宦者为之。司马迁被刑后，亦为中书令。盖主传宣诏命者也。《成帝纪》“罢中书宦官”注：臣讠赞曰：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萧望之言，乃罢其官，更名为中谒者令云。自是以讫东汉，皆无中书之官。（《后汉书·朱晖传》：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书奏。皆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过人主。然则东汉虽无中书之官，侍中、中常侍即其职也。）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称三祖诏命，皆放所为。此中书参机务、撰诏旨之始也。其时中书监、令号为重务。蒋济谏曰：“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据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革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是即亦因而向之。”按资、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济已有此奏，可见权之所在，势即随之。故晋荀勋由中书监除尚书令，或贺之，而勖有“夺我凤池”之叹。至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为中书令，权倾中外，则更任之极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乃徙政事堂于中书。
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其始甚微。孙资既老，致仕，齐王芳特为置舍人官骑，是本供中书监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战国已有之。《史记》：毒幸时，诸客求为舍人者以千数。李斯为吕不韦舍人。《汉书·高祖记》舍人陈恢注：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审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在楚军中。晋王祥告老，武帝亦为置舍人六人，以给使令。）六朝以来，渐为宠要。《通考》云：宋初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齐永平中，舍人四员，各住一省，谓之四户，权倾天下。茹法亮久为舍人，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年可办百万。”及出为大司农，犹恋恋垂泣而去。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权势最盛，昭独廉静，一无所预，明帝以为有古人之风。梁、陈时中书舍人五人，领中书十人，书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惟听受而已。可见其地望之切要也。唐初诏敕犹是舍人专掌，自永淳以来，此职为文士之极选。《裴坦传》云：故事，中书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其仪制之尊可知。（宋次道云：舍人上事日，设紫褥于廷，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此恐传闻之误。）自开元后，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而其任稍轻。故陆贽疏以为：“诏命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时促迫应务，权以学士代之。今天下无事，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又按唐时有由中书舍人而为翰林学士者，如陆贽为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是也。又有翰林学士迁为中书舍人者，沈传师、吴融、常哀是也。盖其时翰林本无定品，故中书舍人之职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犹然。《宋史》：窦贞固由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盖犹沿唐制。前明则中书舍人之官已轻，不过为大学士之僚属。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中书舍人，疏乞应试。宪宗许之，遂举顺天乡试。舍人得赴试，自此始（见《明史·吕原传》）。是舍人尚有以监生充选者，及在阁年久资深，每三年计典，辄加兼官。如尚宝卿等秩，皆舍人迁阶也。据霍韬疏，则并有加至尚书者。
尚书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武帝增用宦官为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其时中书如唐之枢密使，明之司礼监。而尚书通章奏，出诏命，参决众事，如唐之中书、门下，明之内阁也。宣帝时又有中尚书，见盖宽饶及石显传，则并用宦者兼之。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五鹿充宗为尚书令。成帝之初，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显等奸邪，乃奏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乃定置尚书员：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二），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礼仪有太常，军马有大司马，赋税有大司农，纠劾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职掌枢机为清切。《霍光传》：光死之后，其家恣横，事渐露。霍山犹领尚书，宣帝乃命吏民上书者不关尚书，辄使中书令取之。《魏相传》：霍光时，诸上书者皆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则屏去不奏。相因请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从之。《董贤传》：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皆因贤奏事。《王莽传》：莽惧臣下擅权，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此可见平时章奏必经尚书也。《窦武传》：武谋诛宦官，事泄，中官曹德请帝出德阳殿，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版。可见诏命亦自尚书出，《文心雕龙》所谓两汉诏命出自尚书也。王允以宦官诛后，侍中等出入禁近，机事颇泄，乃奏尚书不得出入及通宾客。又可见尚书职在禁近，故秩不高而权甚重。王畅为尚书令，后拜南阳太守，以尚书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机事。故李固疏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喉舌，尚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也。”《陈忠传》：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策免三公，时论不平。又孔光为尚书令，凡典枢机十馀年。徐防补尚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可见汉时尚书之职之清要。及魏、晋以来，有中书省，而尚书之权遂移，尚书职务皆承中书下流，元时犹然。惟桑哥得政，以尚书擅权，遂驾中书省之上。桑哥败后，仍复旧。明初承之。《明史·陈修传》：六部之设，始于洪武元年，初尚属于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书省，而部权乃专。此古今尚书沿革之大略也。
古来尚书只是一省，凡吏、户、兵、刑之类，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职务，非如今之分为六署也。唐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因父于陵为户部侍郎，乃请避同省，以礼、户虽分而省则同也。庞元英《文昌杂录》：宋制，尚书省凡六曹，除告身帐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额一千四百十三人，总五月六月文书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天下事莫不上于尚书。是曹虽六，而省则仍一，其分为六署，亦自明祖始。侍郎、郎中、员外郎中本秦官。《国策》荆轲刺秦王时，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史记》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国策》朱英谓春申君曰：“君以臣为郎中，可以杀李园。”则楚亦有是官，盖执兵侍卫者。侍郎之官，至汉始有。汉《百官志》：侍郎、郎中，无定员，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员外郎，隋开皇中始置，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盖以佐郎中之繁。至员外之名，唐时最滥，不必皆尚书官属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渐及于选部。《唐书·宦官传序》：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魏元忠传》：亦云，奄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率授员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员外也。《李峤传》：峤欲收时望，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杜佑传》：神龙以来，选者既无员缺，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此选人之员外也。《卢怀慎传》云：在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传》亦云：吏员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此京朝官之员外也。严挺之、卢绚皆为李林甫所恶，用为员外詹事，则大僚亦有员外矣。肃宗乾元二年诏曰：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可用者，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县不得过一人。是州县亦有员外矣。罗希贬为海康员外尉，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来贬播州尉员外置，则小吏亦有员外矣。所以唐、宋以来，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
御史汉《百官表》谓：御史本秦官，掌监郡。然《周官》宗伯之属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为之，不过小臣之传命者。至战国而稍变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记·蔺相如传》：秦、赵之会，各令御史书事。则赵亦有御史。《国策》：安邑之御史死。此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记事综察之任。”则齐亦有御史。故张仪为秦说韩说赵，皆曰：“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可知列国各有是官，盖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者也。张苍初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主四方文书也。则秦御史亦专掌文书及记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类，原非任以弹劾也。其后又使之监郡，盖以近臣使作耳目于外，于是职司纠察，而有弹劾之任。汉初因之，遂专为风宪官，而掌文书记事归之太史，判然分两职矣。按《三王世家》请立闳、旦等为王疏，则丞相庄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张汤次之。既奉制可，则制书由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犹沿秦制，御史为掌文书之官，故先从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论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以其习而熟也。
祭酒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次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记·荀卿传》：齐襄王时，田骈之属皆已死，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为祭酒。《汉书。淮南王传》：伍被谏曰：“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注云：吴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刘氏祭酒也。《后汉书》：班超贱时，有相者谓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是布衣亦称祭酒也。班固奏记东平王苍曰：“京兆祭酒晋冯，好古乐道。”亦以布衣称祭酒也。卓茂为门下掾祭酒，蔡顺为郡东阁祭酒，龙丘苌为议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刘宽行县，辄引学士祭酒，执经对讲。是学士亦有祭酒也。张兴为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盖同官长者则号祭酒，故张鲁以鬼道惑众，令其弟子领部众者，亦皆号祭酒也。后汉《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仆射也。光武初改为祭酒。《苏竟传》：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祭酒亦六百石，可见其官同，但以之为长耳。然后世国子监之有祭酒，实自此始。盖汉时博士之官即太学师儒也。
监司官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作墓志，以转运史为刺史。尹师鲁言其误，即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汉武设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仅六百石，而以六条察二千石，其官皆属御史中丞。《薛宣传》：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是也。（《汉官仪》亦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其制本起于秦。《史记》：秦泗川监平。注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职，汉惠帝国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凡刺史称传车，吏称从事，居无常处，吏不成臣（见《魏书·夏候玄传》）。此其大较也。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得面奏事。《京房传》云：“臣为刺史，又当奏事，而议者不悦，乃以臣为太守，所以隔绝臣”是也。（按汉郡守亦得奏事，王温舒为河内守，私置马五十匹驰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而《后汉书·百官志》刺史每岁终诣京师奏事。光武改制，乃诏刺史因计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既为刺史之后，乃迁郡守者，盖其秩本卑，迁守非黜。如黄霸以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陈咸以部刺史历东郡太守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属，其秩甚卑，而可以弹治大吏，与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汉刺史专察二千石长吏，而丞尉以下则二千石所察，刺史不与焉。《朱博传》：博为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诉事，博下令曰：“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刺史还治所受治之。”是汉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则无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汉至成帝时，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后朱博为御史大夫，仍奏复刺史。王莽时又置州牧，如《刘圣公传》荆州牧发兵攻绿林兵，反为绿林所败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为光武所诛是也。公孙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为幽州牧，郭为雍州牧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罢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汉稍异。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史（见《朱浮传》）。又旧制，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计吏奏事。此西、东汉刺史不同之制也。灵帝末，四方兵起，刘焉建议，以为刺史威轻，宜改置牧伯，选重臣以镇之。遂以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见《刘焉传》）。献帝时，韩馥为冀州牧，袁绍为渤海太守，荀谌说馥曰：“渤海虽郡，实一州也。今将军处其上，袁氏必不能为下。”馥遂以州牧让绍。又刘表为荆州刺史，统领八郡，贡至京师，诏加表为荆州牧。公孙度据辽东，自称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制也。故《三国志》论曰：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但如曩时司察而已。魏、晋因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数州军事者。其次为持节，又次为假节。其时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统之。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所谓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为刺史，名虽屡更，而其职即郡守之职也。其大将为刺史者，则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而其属郡为刺史者，则曰支使，故刺史之职益轻，非复汉之旧矣。（开元中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顾宁人云：汉刺史犹明之巡按御史，魏、晋后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刺史犹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马司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掌京城捕盗事，见《世祖本纪》。又《续通考》云：京南北有两兵马司，各至千人。每百户所中产者一人充资发官，有纲运及流徒者至，则执兵导送，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捕盗职。
文信国至京，送兵马司，械系空宅中十余日。凡囚兵马司者四年，始就戮。吏部掣签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东北则北京为主，而以山东及河南之汝、彰、归，南京之卢、凤、淮阳附之；东南则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而以河南之怀庆、开封、河南、南阳，湖广之郧阳附之；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至于起复调简，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墨》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而不知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奈何自处于一吏之职，人才长短，资格高下，皆所不计乎？顾宁人亦主其说。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时势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抬头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众行之上，盖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诏尊崇燕王之礼（燕王宇乃常道乡公之父），凡奏事上书称燕王者，皆上平。可见古时凡称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曰上平，盖另行起而与本文相平，以杀于天子之式耳。
行香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尚之于宅设入关斋，自得香。南齐鱼复侯子响诛后，武帝心悔之，百日于华林园作斋亲自行香。岑敬之〔应作“岑之敬”〕于重云殿法会，梁武帝亲自行香，见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见于六朝者。唐、宋以来，则皆以国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谓国忌行香，本起于后魏。）《通鉴记事》：唐太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为尼。忌日，高宗诣寺行香，见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琮为之地，主文赵骘无计拒之。会列圣忌辰，宰执己下俱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千余随风飘至，皆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公卿相顾冁然，骘因是得黜薰。《辽史》：统和中，诏景宗忌日，诸道遣官行香饭僧。《燕翼贻谋录》：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宣祖、昭武帝、昭宪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王文正遗事》云：旧制，国忌送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与焉。景德中，陈尧叟、王钦若为枢密使，率内职同赴，乃听。《文昌杂录》云：大忌，百官集相国寺，俟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讫，然后行香。后改景灵观行香。《道山清话》云：温公在永兴，一日因国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误触烛台，污公衣。公不动，亦不问。《容斋随笔》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据此数事，则行香唐、宋时皆以国忌，非必朔望也。《西溪丛语》：朱梁时，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则又有行之祝寿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则宋虽有之，而不曰行香。钱文僖留守西都，应天院有三圣象，去府十里，每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拜毕，饮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旧制，而与行香为两事。王棠《知新录》谓：洪武十七年，诏朔望日郡县官以下诣学行香。则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让古人授官，例有让表。刘谓本唐、虞、禹让稷、契、皋陶之遗意。《文心雕龙》曰：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今按晋张华《三让公封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任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皆传于世。《世说》：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耶？”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宋书·王华传》：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北史·郭祚传》：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既而悔之，谓祚曰：“朕昨误授人一官。”祚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帝沉吟曰：“此自应有让表，因其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曰：“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帝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不能自决。”遂不换李彪官。又孝文爱冯诞，除官日，亲为作三让表，将拜，又为作谢表。《邢邵传》：有一贵人，初授官享客，邵与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主人乃命邵作之，翻甚不悦。可见昔人每授官，必作让表，固是难进易退之意。然沿习日久，虚伪成风，浸寻及于唐、宋，益袭为故事。在上者既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特借一辞以鸣高。观唐、宋诸人集中，内外制词，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上下相接以伪，徒费笔墨，甚可笑也。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迁官者，但有谢折，无伪为辞让之事，于以见朝廷尊严，风气敦实，迥轶前代万万矣。换官不换印古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汉书》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与邸吏共食。吏窃见其绶，怪之，视其印，则会稽太守章也。吏惊，出语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时买臣未莅任与旧守交代，而先已怀印而来，可知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强与之。又可见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非如后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张安世传》：安世薨，天子赠印绶。则印绶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凌被诛，并烧其印绶。诛其人而并烧其印，益可知印不必授后官矣。《魏氏春秋》：许允善相印，将拜镇北将军，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晋王莹拜丹阳尹，铸印，六铸六毁。及成，头缺，补而用之，居职六日而卒。益可见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据者，《南史》：孔琳之议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宝，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承。贵在承旧，无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实所未喻。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或因有诛夷之臣，避其凶秽，则汉用秦宝，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而终岁刻铸，丧工消实，金融铜炭之费，不可胜言。请众官即用一印，无须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后铸。”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后世换官不换印，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
假守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史记》：秦王政十六年，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又项羽杀宋义，诸将因共立羽，为假上将军。陈涉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击秦。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尉佗以法诛秦吏，以其党为假守。韩信破齐，请为假王镇之。《西域传》：遣骑假司马为斥堠，属校尉。王莽摄位，称假皇帝。《后汉书》：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凡此皆言摄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张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王尊以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薛宣由陈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朱博由琅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张升为郡纲纪，以能守外黄令，论杀臧吏。或讥升守领一时，可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为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为置守令。所谓守令者，亦即摄事之令也。凡试职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试俸之例也。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调御史、少史属守。此亦摄事称守之证。《旧唐书·百官志》：文武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则光禄大夫以至将仕郎，武则镇军将军至校尉、副将），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本位。其欠一阶者为兼。永徽以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文昌杂录》：潞国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郑国富公、济阳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备，近世未有也。
学士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纟宰、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隋书·柳传》：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百馀人充学士，以师友处之。于时诸王皆有学士，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此藩王亦得置学士也。《韦孝宽传》：孝宽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末年患眼，犹令学士读而听之。是节帅亦得置学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秘书省学士，文操性刚严，学士颇存儒雅，文操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则学士且不免受挞矣。盖其时所谓学士，不过如文人云尔。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以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以本官兼学士。司勋、考功等，其官也；学士则总名也。即位后置弘文馆，悉引学士番宿更休，参帷幄，论文史，其职渐重。乾封以后，范履冰等为学士，撰拟诏敕，地益清要。然《通考》谓弘文、集贤学士分属中书、门下，则犹有所属也。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已与翰林分为二。然以翰林近御清切，故犹冒翰林之名，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其职乃专掌制诏。时以为天子私人，号称内相。至德以后，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往往至宰相，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至学士品级之高下，则累朝各不同。《通考》云：唐之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高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廷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今按《唐书·高璩传》云：璩以翰林学士擢谏议大夫，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惟郑颢以尚主、璩以宠升云。是学士尚不得遽迁省郎。又陆贽以翰林学士从奉天，及归，迁中书舍人，后以兵部侍郎复为学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入翰林为学士，迁中书舍人。可见学士本无定品。至宋时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金初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贞三年升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三品，侍读、侍讲学士俱从三品，直学士从四品，待制正五品。元制承旨从一品，学士正二品，侍讲从二品，直学士从三品，待制正五品，修撰从六品。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定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亦正五品。永乐中定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上。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石林燕语》谓：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为之。王阮亭《香祖笔记》引为讲读学士之始。（亦见《宋史·真宗本纪》。又《夏侯峤传》：真宗二年始建讲读之职，命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然《通考》开元十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唐书》郑朗为侍讲学士。则讲读学士实自唐始也。至讲读之名本起于东汉，桓荣荐门下生侍讲，乃听荣出。桓郁以少府再入侍讲。黄琼以选入侍讲禁中（俱见《后汉书》）。此侍讲之始也。及六朝，则又有侍读为东宫官属。《南史》到洽与陆亻垂对掌东宫管记，俄兼侍读。陈天嘉中，诏顾越侍东宫读，寻迁羽林监，侍读如故。又江泌为永康王侍读，傅昭为南郡王侍读。《北史》：周文帝以薛慎为宜都公侍读。此皆唐以前侍读之官。《唐书》：陆质为太子侍读。《宋史》：真宋时，冯元为翰林侍读，马宗元为翰林侍讲，俱不带学士。此又近代翰林侍读、侍讲之始也。修撰之官，唐时亦已有之。《旧唐书·百官志》国四史修撰官，学士院亦有修撰官。裴坦常为史馆修撰。《宋史》：哲宗元六年，置国史院修撰官。是唐、宋以来国史院、学士院俱有此官，非专以属廷试之第一人也。至有元张起岩以进士首选，特旨改集贤修撰，此为状元授修撰之始耳。《续通考》谓编修本枢密院官，元时始改为翰林之属。又至正中，因学士夔夔言，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置检讨官十六员，以为近代编修、检讨之始。按《旧唐书》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检讨官。王彦威以淹识典礼，由太常卿特令补检讨官。《宋史》国史院有编修官，枢密院有检讨官，又有官制局检讨官，毕仲衍尝为之。《文文山纪年录》；登第后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金史》移刺履为国史院编修官。则编。检二职，唐宋已有之，亦不自元始。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唐时翰林学士，据《通考》云，只取文学之人，各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官尊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即为宰相。其孤远新进，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甚者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又云：自诸曹尚书以下至校书郎，皆得与其选。是唐之翰林学士，虽无出身者亦得为之，其以他官入者，亦不必皆由科目。今按李德裕以荫入官，后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刘邺由幕僚擢左拾遗，寻为翰林学士。吴通玄及弟通微，以太子友召翰林学士。郑覃以荫补校书郎，后为翰林侍讲学士。郑朗由辟署幕僚亦为侍讲学士。王叔文以棋待诏，后为翰林学士。是皆不必进士出身也。翰林撰文署名《唐书·苏传》：玄宗爱文，谓：“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后世翰林撰文，例书名以进，其此欤？
庶吉士庶吉士，自明初始，然不仅作翰林院官也。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选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二十一年，以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是六科及承敕监、中书俱有庶吉士矣。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周述、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者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俱为翰林院庶吉士。继又命解缙等选才资英敏者，就学文渊阁，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陈年少，愿学。帝喜，增为二十九人。阅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即为给事中、御史及州县等官。于是庶吉士遂专属翰林。（张益、王翱皆永乐十三年进士，益由庶吉士授中书舍人，翱由庶吉士授大理寺丞。则庶吉士亦有改授小京官者。）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永乐十三年选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选邢恭一人。又或数科不选，有时合数科通选。（萧成进士，需次于家。宣宗命三科进士选二十八人为庶吉士，与焉。）至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乃言：“自永乐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合数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同礼部同选，亦无定制。请自今每一次开科即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杂文呈礼部，送翰林阅后，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入选。每科不得过二十人。孝宗从其请，著为令。（按宋制，将试馆职，则先命从官各以平日所为文五十篇，送学士院选择，而后召试。）此又每科馆选之始也。其教习庶吉士，始于正德中，命学士为之。（《选举志》谓以翰詹资深者一人课之。）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为之。（《明史·选举志》：嘉靖八年，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大学士杨一清遂选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忽有旨：庶吉士之选，迩来大臣徇私植党，无益于国。其事遂止，至十一年乃复举行。）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自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等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由此始也。然明初翰林尚不必皆由科目。如杨士奇以史才荐入翰林，充纂修官，胡俨由县令荐入翰林，邹缉由明擢经侍讲，沈度、沈绛以善书入翰林，氵存至学士，刘铉亦以善书召入翰林，举乡试授中书舍人，进侍进，皆非进士也。即进士入翰林，亦有不必由庶吉士者。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翰林编修，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翰林检讨是也。自永乐中，于进士榜下取翰林庶吉士，仁、宣间三杨当国，衣钵相传，于是翰林之官无有不由庶吉士起者。惟陈继由布衣，以杨士奇荐入翰林，杨翥以景帝潜邸旧恩入翰林，已为仅事。天顺中，编修马升、检讨傅宗皆不由科第。李贤当国，即出之于外，为参议等官。资格既定，遂牢不可破。弘治中，布衣潘辰以才望入翰林，一时称异数，然初入不过为翰林待诏耳。直至嘉靖中，张璁、桂萼等当国，以己本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遂停庶吉士不选，而讲、读、编、检皆从吏部推补。于是席春由他曹改用检讨，张邦奇由提学孜右庶子，迁祭酒，甚至黄绾本萌生，亦以议大礼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霍韬疏言：“自杨荣、杨士奇、杨溥，顾东阳、杨廷和等专权植党，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至有进秩为尚书者。”当时璁、萼、韬等持论如此。然成例猝改，举朝大哗。当璁、萼、韬等由郎署入翰林时，乔宇疏言：“内降恩泽，先朝仅施于佞亻幸小人，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俾萼等居之，谁肯与同列哉！”可见成例入翰林为竺固难变革，是以不久仍复旧例。其后文征明以善书征入翰林为待诏，诸词臣以其不由科第，犹群呼为书博士，不屑与同列。直至崇祯皇帝以儒臣迂缓，不习吏事，乃改旧例，择知推卓异者入翰林。于是汪伟以知县得翰林（见伟传）。成勇以知县得南京吏部主事，谕德黄景为勇及朱天麟称屈，天麟即得要。勇不先赴南京，遂不复改（见勇传）。此又有明一代馆选沿革之源流也。（《选举志》：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信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代宰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之官起于唐。《旧唐书·李通传》：中宗景龙二年，修文馆置大学十四，以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方为之。此大学十之始也。然犹不常设。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说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宠待大臣，始有之。臣不敢昌。”乃免。德宗欲以李泌为大学士，泌亦援张说之言力辞。至崔园又引泌语辞。然陈希烈在明皇时为崇元馆大学士，则张说虽尝辞这，而希烈仍为之。又姚宽《西溪丛语》：宋制，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无大字。苏易简出，被遇独厚，迁紫宸殿，以称呼不便，用观文殿。因此宰执出镇，优遇者除之。（按《通考》又云：仁宗皇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春明退朝录》：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序。（此制《唐书》不载。）宋朝惟二相，昭文首相领之，集贤次相领之。赵中令虽独相，初只领集贤，久之方迁昭文。据此，则唐、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明初仿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后，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寻四辅官，经儒士王本等为之，不久亦罢。十五年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不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耆儒鲍恂等为之），秩皆五品。其时所谓大学士者，不过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于机务无与也。然一日万几，不能无赞理。成祖不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又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寻直广、荣、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若迁秩例须改他官，不复能入直。（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遂不得入。）故成祖特命吏部，凡内阁诸臣考满，勿孜他任。于是荣、士奇等虽在机要，终成祖世，不过五品官。仁宗即位，升士奇为礼侍郎，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偕仍兼殿阁大学士。宣德中，又皆进尚书。盖早居内阁，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地皆清要，兼官又尊，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而隐然钧衡之重，与百寮殊矣。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既入后，以年劳氵存升侍郎、尚书，未有既为侍郎、尚书而入阁者。宣德中，陈山、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不久仍罢。正统、景泰中，苗衷、高、俞刚、江渊等以侍郎入，王文以左都御史入。弘治中丘以礼部尚书入（尚书入阁自始）。自是大学十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按景泰中，彭时犹以修撰入阁。天顺初，岳正以修撰入阁。）
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盖自永乐中黄淮、胡广等入直，本皆词臣。正统中三杨已老，所汲引马愉、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自是沿为故事，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明史·张至发传》：非翰林入阁者，自世宗朝许讠赞。后至崇祯中，至发始以外僚入。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本翰林，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则世宗以前亦有非林而入阁者。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给谏，皆擢礼部尚书入阁，则非翰林而入阁者，亦不止讠赞一人。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职官志》：嘉、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以后则竟称内阁矣。万历中内阁缺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然卒不果（见《李三才传》）。迨崇祯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拟旨提问，经帝改驳，自是词臣为帝所轻，而阁臣不专用翰林（见《郑以伟传》）。阁老阁老本中书人之称，今俗以称大学士，非也。《唐书·杨绾传》：绾为中书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为阁老，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绾悉均给之。杜诗“生理只凭黄阁老”，亦指严武，非谓宰相也。查初白诗自注：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诏册制诰皆属焉，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初不以内阁名。每日与阁臣会食，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多挨次入阁，故例称阁老。苏州有阁老坊，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亦得称阁老矣。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明史·钱传》：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大学士皆至，钱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或问之（傅维麟《明书》杨荣作杨溥）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具座，礼部叙位次，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上（亦见《玉堂丛语》）。按王阮亭记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据此，则阁老到任之在翰林院，洪武时已定制。宣德距洪武不远，何以钱不设阁臣座耶？岂洪武旧制在南京，此以鸿胪改翰林，在北京为创举，遂不援故事耶？然阮亭谓阁老称中堂，以其座在翰林之中，则非也。按《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钦若，戏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又《邵氏闻见录》：富郑公与康节食笋，公曰：“未如中堂食笋之美。”又元王恽有《中堂事记》，记元初中书省之事。则宰相之称中堂，宋、元已然，固不因设座于翰林之中也。
中书中书之名，汉武初以宦者为之。司马迁被刑后，亦为中书令。盖主传宣诏命者也。《成帝纪》“罢中书宦官”注：臣讠赞曰：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萧望之言，乃罢其官，更名为中谒者令云。自是以讫东汉，皆无中书之官。（《后汉书·朱晖传》：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书奏。皆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过人主。然则东汉虽无中书之官，侍中、中常侍即其职也。）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更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遂掌机密。明帝益任焉。《魏志》称三祖诏命，皆放所为。此中书参机务、撰诏旨之始也。其时中书监、令号为重务。蒋济谏曰：“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据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革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是即亦因而向之。”按资、放名臣，明帝令主，而济已有此奏，可见权之所在，势即随之。故晋荀勋由中书监除尚书令，或贺之，而勖有“夺我凤池”之叹。至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为中书令，权倾中外，则更任之极重者矣。
唐初政事堂在门下省，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乃徙政事堂于中书。
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其始甚微。孙资既老，致仕，齐王芳特为置舍人官骑，是本供中书监令之役使者也。（按舍人之名，战国已有之。《史记》：毒幸时，诸客求为舍人者以千数。李斯为吕不韦舍人。《汉书·高祖记》舍人陈恢注：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审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在楚军中。晋王祥告老，武帝亦为置舍人六人，以给使令。）六朝以来，渐为宠要。《通考》云：宋初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齐永平中，舍人四员，各住一省，谓之四户，权倾天下。茹法亮久为舍人，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年可办百万。”及出为大司农，犹恋恋垂泣而去。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权势最盛，昭独廉静，一无所预，明帝以为有古人之风。梁、陈时中书舍人五人，领中书十人，书吏百二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惟听受而已。可见其地望之切要也。唐初诏敕犹是舍人专掌，自永淳以来，此职为文士之极选。《裴坦传》云：故事，中书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其仪制之尊可知。（宋次道云：舍人上事日，设紫褥于廷，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此恐传闻之误。）自开元后，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命，而其任稍轻。故陆贽疏以为：“诏命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时促迫应务，权以学士代之。今天下无事，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事虽不行，亦可见唐初中书舍人之本职也。又按唐时有由中书舍人而为翰林学士者，如陆贽为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是也。又有翰林学士迁为中书舍人者，沈传师、吴融、常哀是也。盖其时翰林本无定品，故中书舍人之职常在其上。五代及宋初犹然。《宋史》：窦贞固由翰林学士就拜中书舍人，盖犹沿唐制。前明则中书舍人之官已轻，不过为大学士之僚属。吕原子｛常心｝以荫补国子生，选中书舍人，疏乞应试。宪宗许之，遂举顺天乡试。舍人得赴试，自此始（见《明史·吕原传》）。是舍人尚有以监生充选者，及在阁年久资深，每三年计典，辄加兼官。如尚宝卿等秩，皆舍人迁阶也。据霍韬疏，则并有加至尚书者。
尚书尚书本秦官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武帝增用宦官为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事多相连。其时中书如唐之枢密使，明之司礼监。而尚书通章奏，出诏命，参决众事，如唐之中书、门下，明之内阁也。宣帝时又有中尚书，见盖宽饶及石显传，则并用宦者兼之。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五鹿充宗为尚书令。成帝之初，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显等奸邪，乃奏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乃定置尚书员：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事（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二），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礼仪有太常，军马有大司马，赋税有大司农，纠劾有御史而已。而尤以职掌枢机为清切。《霍光传》：光死之后，其家恣横，事渐露。霍山犹领尚书，宣帝乃命吏民上书者不关尚书，辄使中书令取之。《魏相传》：霍光时，诸上书者皆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则屏去不奏。相因请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从之。《董贤传》：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事，百官皆因贤奏事。《王莽传》：莽惧臣下擅权，凡吏民上封事，令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此可见平时章奏必经尚书也。《窦武传》：武谋诛宦官，事泄，中官曹德请帝出德阳殿，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版。可见诏命亦自尚书出，《文心雕龙》所谓两汉诏命出自尚书也。王允以宦官诛后，侍中等出入禁近，机事颇泄，乃奏尚书不得出入及通宾客。又可见尚书职在禁近，故秩不高而权甚重。王畅为尚书令，后拜南阳太守，以尚书令本千石秩也，而所掌皆机事。故李固疏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喉舌，尚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也。”《陈忠传》：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策免三公，时论不平。又孔光为尚书令，凡典枢机十馀年。徐防补尚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可见汉时尚书之职之清要。及魏、晋以来，有中书省，而尚书之权遂移，尚书职务皆承中书下流，元时犹然。惟桑哥得政，以尚书擅权，遂驾中书省之上。桑哥败后，仍复旧。明初承之。《明史·陈修传》：六部之设，始于洪武元年，初尚属于中书省，权轻，多仰承丞相意旨。至十三年，革中书省，而部权乃专。此古今尚书沿革之大略也。
古来尚书只是一省，凡吏、户、兵、刑之类，同在此一省中各分职务，非如今之分为六署也。唐杨嗣复迁礼部员外郎，因父于陵为户部侍郎，乃请避同省，以礼、户虽分而省则同也。庞元英《文昌杂录》：宋制，尚书省凡六曹，除告身帐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额一千四百十三人，总五月六月文书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件，天下事莫不上于尚书。是曹虽六，而省则仍一，其分为六署，亦自明祖始。侍郎、郎中、员外郎中本秦官。《国策》荆轲刺秦王时，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史记》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又《国策》朱英谓春申君曰：“君以臣为郎中，可以杀李园。”则楚亦有是官，盖执兵侍卫者。侍郎之官，至汉始有。汉《百官志》：侍郎、郎中，无定员，多至千人。侍郎比六百石，郎中比四百石是也。员外郎，隋开皇中始置，诸部皆有之，部或四五人，盖以佐郎中之繁。至员外之名，唐时最滥，不必皆尚书官属也。其始起于宦寺，而渐及于选部。《唐书·宦官传序》：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魏元忠传》：亦云，奄竖坐升班秩，既无正阙，率授员外，乃盈千人。此宦寺之员外也。《李峤传》：峤欲收时望，乃奏置员外官数千。《杜佑传》：神龙以来，选者既无员缺，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此选人之员外也。《卢怀慎传》云：在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魏知古传》亦云：吏员增诸司试补员外检校官已赢二千。此京朝官之员外也。严挺之、卢绚皆为李林甫所恶，用为员外詹事，则大僚亦有员外矣。肃宗乾元二年诏曰：州县见任员外官，并任其所适，可用者，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县不得过一人。是州县亦有员外矣。罗希贬为海康员外尉，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来贬播州尉员外置，则小吏亦有员外矣。所以唐、宋以来，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
御史汉《百官表》谓：御史本秦官，掌监郡。然《周官》宗伯之属已有御史，以中士、下士为之，不过小臣之传命者。至战国而稍变其制，不特秦有是官也。《史记·蔺相如传》：秦、赵之会，各令御史书事。则赵亦有御史。《国策》：安邑之御史死。此魏亦有御史。淳于髡曰：“御史在前，掌记事综察之任。”则齐亦有御史。故张仪为秦说韩说赵，皆曰：“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可知列国各有是官，盖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者也。张苍初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主四方文书也。则秦御史亦专掌文书及记事，如周制老子柱下史之类，原非任以弹劾也。其后又使之监郡，盖以近臣使作耳目于外，于是职司纠察，而有弹劾之任。汉初因之，遂专为风宪官，而掌文书记事归之太史，判然分两职矣。按《三王世家》请立闳、旦等为王疏，则丞相庄青翟居首，而御史大夫张汤次之。既奉制可，则制书由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守相。是犹沿秦制，御史为掌文书之官，故先从御史，方下丞相也。王充《论衡·量知篇》亦云：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以其习而熟也。
祭酒祭酒本非官名，古时凡同辈之长皆曰祭酒。盖次食聚会，必推长者先祭。胡广曰：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示有先也。《史记·荀卿传》：齐襄王时，田骈之属皆已死，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敬，而荀卿三为祭酒。《汉书。淮南王传》：伍被谏曰：“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注云：吴王濞于宗室最尊，故曰刘氏祭酒也。《后汉书》：班超贱时，有相者谓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是布衣亦称祭酒也。班固奏记东平王苍曰：“京兆祭酒晋冯，好古乐道。”亦以布衣称祭酒也。卓茂为门下掾祭酒，蔡顺为郡东阁祭酒，龙丘苌为议曹祭酒。是掾吏皆有祭酒也。刘宽行县，辄引学士祭酒，执经对讲。是学士亦有祭酒也。张兴为侍中祭酒，是近御亦有祭酒也。盖同官长者则号祭酒，故张鲁以鬼道惑众，令其弟子领部众者，亦皆号祭酒也。后汉《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本仆射也。光武初改为祭酒。《苏竟传》：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按博士十四人，皆六百石，博士祭酒亦六百石，可见其官同，但以之为长耳。然后世国子监之有祭酒，实自此始。盖汉时博士之官即太学师儒也。
监司官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作墓志，以转运史为刺史。尹师鲁言其误，即改之。今人以各巡道比古之刺史，亦非也.古刺史正如前明巡按御史耳。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抚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汉武设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其秩仅六百石，而以六条察二千石，其官皆属御史中丞。《薛宣传》：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是也。（《汉官仪》亦云：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其制本起于秦。《史记》：秦泗川监平。注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是秦已有此职，汉惠帝国之，文帝改用丞相吏。《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十五人，皆六百石，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是也。改置部刺史，乃武帝元封元年之制。凡刺史称传车，吏称从事，居无常处，吏不成臣（见《魏书·夏候玄传》）。此其大较也。郡守不得面奏事，而刺史得面奏事。《京房传》云：“臣为刺史，又当奏事，而议者不悦，乃以臣为太守，所以隔绝臣”是也。（按汉郡守亦得奏事，王温舒为河内守，私置马五十匹驰奏是也。但不得面奏事。而《后汉书·百官志》刺史每岁终诣京师奏事。光武改制，乃诏刺史因计吏奏事，不必赴京。）有既为刺史之后，乃迁郡守者，盖其秩本卑，迁守非黜。如黄霸以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陈咸以部刺史历东郡太守是也。是刺史本御史中丞所属，其秩甚卑，而可以弹治大吏，与前明巡按御史一一相似。其稍有不同者，汉刺史专察二千石长吏，而丞尉以下则二千石所察，刺史不与焉。《朱博传》：博为冀州刺史，吏民遮道诉事，博下令曰：“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刺史还治所受治之。”是汉刺史不察丞尉，而明巡按则无所不察耳。其沿革亦有可考者。西汉至成帝时，翟方进以为：《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奏罢刺史，改制州牧。后朱博为御史大夫，仍奏复刺史。王莽时又置州牧，如《刘圣公传》荆州牧发兵攻绿林兵，反为绿林所败是也。更始因之，亦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为光武所诛是也。公孙述亦假益州牧以起事，而光武初亦仍州牧之制，如以朱浮为幽州牧，郭为雍州牧是也。至建武十八年乃罢州牧，仍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比西汉稍异。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史（见《朱浮传》）。又旧制，诸刺史常以八月巡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奏事。光武改令但因计吏奏事。此西、东汉刺史不同之制也。灵帝末，四方兵起，刘焉建议，以为刺史威轻，宜改置牧伯，选重臣以镇之。遂以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见《刘焉传》）。献帝时，韩馥为冀州牧，袁绍为渤海太守，荀谌说馥曰：“渤海虽郡，实一州也。今将军处其上，袁氏必不能为下。”馥遂以州牧让绍。又刘表为荆州刺史，统领八郡，贡至京师，诏加表为荆州牧。公孙度据辽东，自称平州牧，分置太守以下官。此又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制也。故《三国志》论曰：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但如曩时司察而已。魏、晋因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有一刺史而都督十数州军事者。其次为持节，又次为假节。其时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统之。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所谓刺史者，乃太守之互名耳。唐武德中，改太守为刺史，名虽屡更，而其职即郡守之职也。其大将为刺史者，则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而其属郡为刺史者，则曰支使，故刺史之职益轻，非复汉之旧矣。（开元中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顾宁人云：汉刺史犹明之巡按御史，魏、晋后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刺史犹今之知府、知州而已。）
兵马司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其制起于元世祖至元九年，改千户所为大都路兵马司，掌京城捕盗事，见《世祖本纪》。又《续通考》云：京南北有两兵马司，各至千人。每百户所中产者一人充资发官，有纲运及流徒者至，则执兵导送，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捕盗职。
文信国至京，送兵马司，械系空宅中十余日。凡囚兵马司者四年，始就戮。吏部掣签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东北则北京为主，而以山东及河南之汝、彰、归，南京之卢、凤、淮阳附之；东南则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而以河南之怀庆、开封、河南、南阳，湖广之郧阳附之；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至于起复调简，地僻缺孤，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墨》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而不知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奈何自处于一吏之职，人才长短，资格高下，皆所不计乎？顾宁人亦主其说。然吏弊日滋，自不得不为此法，所以二百年来卒不能改，此亦时势之不得不然也。
奏本抬头凡奏事遇至尊，必高其字于众行之上，盖自古已然。《魏志》：景元元年，诏尊崇燕王之礼（燕王宇乃常道乡公之父），凡奏事上书称燕王者，皆上平。可见古时凡称君上，高出本文之上，今曰上平，盖另行起而与本文相平，以杀于天子之式耳。
行香外省文武官，每朔望，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于六朝。《南史》：何尚之于宅设入关斋，自得香。南齐鱼复侯子响诛后，武帝心悔之，百日于华林园作斋亲自行香。岑敬之〔应作“岑之敬”〕于重云殿法会，梁武帝亲自行香，见之，遂除博士。此行香之见于六朝者。唐、宋以来，则皆以国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谓国忌行香，本起于后魏。）《通鉴记事》：唐太宗崩，武才人出感恩寺为尼。忌日，高宗诣寺行香，见之，才人泣，上亦泣。《唐摭言》云：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琮为之地，主文赵骘无计拒之。会列圣忌辰，宰执己下俱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千余随风飘至，皆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公卿相顾冁然，骘因是得黜薰。《辽史》：统和中，诏景宗忌日，诸道遣官行香饭僧。《燕翼贻谋录》：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宣祖、昭武帝、昭宪后忌日前一日不坐朝，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王文正遗事》云：旧制，国忌送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与焉。景德中，陈尧叟、王钦若为枢密使，率内职同赴，乃听。《文昌杂录》云：大忌，百官集相国寺，俟宰相至，百官班立于庭中，揖讫，然后行香。后改景灵观行香。《道山清话》云：温公在永兴，一日因国忌行香，幕客有事欲白，误触烛台，污公衣。公不动，亦不问。《容斋随笔》云：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据此数事，则行香唐、宋时皆以国忌，非必朔望也。《西溪丛语》：朱梁时，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则又有行之祝寿者，然皆未定有朔望之制。若朔望朝拜，则宋虽有之，而不曰行香。钱文僖留守西都，应天院有三圣象，去府十里，每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拜毕，饮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是朔望朝拜亦是旧制，而与行香为两事。王棠《知新录》谓：洪武十七年，诏朔望日郡县官以下诣学行香。则朔望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乃洪武制。
授官表让古人授官，例有让表。刘谓本唐、虞、禹让稷、契、皋陶之遗意。《文心雕龙》曰：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操著令，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今按晋张华《三让公封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任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皆传于世。《世说》：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其子文度曰：“故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耶？”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宋书·王华传》：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北史·郭祚传》：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既而悔之，谓祚曰：“朕昨误授人一官。”祚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帝沉吟曰：“此自应有让表，因其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曰：“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不敢辞让。”帝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不能自决。”遂不换李彪官。又孝文爱冯诞，除官日，亲为作三让表，将拜，又为作谢表。《邢邵传》：有一贵人，初授官享客，邵与袁翻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主人乃命邵作之，翻甚不悦。可见昔人每授官，必作让表，固是难进易退之意。然沿习日久，虚伪成风，浸寻及于唐、宋，益袭为故事。在上者既授之以官，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特借一辞以鸣高。观唐、宋诸人集中，内外制词，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上下相接以伪，徒费笔墨，甚可笑也。本朝之制，凡三品以上迁官者，但有谢折，无伪为辞让之事，于以见朝廷尊严，风气敦实，迥轶前代万万矣。换官不换印古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汉书》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衣故衣怀印绶步归郡，与邸吏共食。吏窃见其绶，怪之，视其印，则会稽太守章也。吏惊，出语掾吏，遂白守丞共迎之。是时买臣未莅任与旧守交代，而先已怀印而来，可知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强与之。又可见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非如后世之到任始接印也。又《张安世传》：安世薨，天子赠印绶。则印绶且以之送葬矣。《魏志》：王凌被诛，并烧其印绶。诛其人而并烧其印，益可知印不必授后官矣。《魏氏春秋》：许允善相印，将拜镇北将军，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晋王莹拜丹阳尹，铸印，六铸六毁。及成，头缺，补而用之，居职六日而卒。益可见易一官必刻一印矣。其尤明白可据者，《南史》：孔琳之议曰：“官莫大于帝王，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宝，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承。贵在承旧，无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实所未喻。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或因有诛夷之臣，避其凶秽，则汉用秦宝，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而终岁刻铸，丧工消实，金融铜炭之费，不可胜言。请众官即用一印，无须改作。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然后铸。”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后世换官不换印，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
假守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史记》：秦王政十六年，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又项羽杀宋义，诸将因共立羽，为假上将军。陈涉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击秦。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尉佗以法诛秦吏，以其党为假守。韩信破齐，请为假王镇之。《西域传》：遣骑假司马为斥堠，属校尉。王莽摄位，称假皇帝。《后汉书》：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凡此皆言摄也，非真假之假也。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张敞以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满岁为真。王尊以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薛宣由陈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朱博由琅牙太守入守左冯翊，满岁为真。张升为郡纲纪，以能守外黄令，论杀臧吏。或讥升守领一时，可足趣明威戮乎？卓茂初为密令，郡太守以其不能，乃为置守令。所谓守令者，亦即摄事之令也。凡试职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试俸之例也。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史物故，调御史、少史守。若御史、少史以事他出，调御史、少史属守。此亦摄事称守之证。《旧唐书·百官志》：文武自一品至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则光禄大夫以至将仕郎，武则镇军将军至校尉、副将），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本位。其欠一阶者为兼。永徽以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文昌杂录》：潞国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郑国富公、济阳曹郡王守司徒，三公官备，近世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