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大河小说”
“嘿，听说了么？”
“咋了？”
“《进行曲》歌词恢复了！”
“真的假的？”
西安电影厂，几个大老爷们扎成一堆儿，说着《进行曲》歌词终于被恢复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怪现象：
唱进行曲，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
西影厂一名文学编辑叹了口气，“唉，田汉，我那会还看他老人家来着，王府大街64号，作协原来的地址。
文学编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为当年的凌辱抱着不平。
这时候，一个身着圆领素色套头衫、宽松军绿裤、圆口黑布鞋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拎起暖壶，接了杯热水。
他叫芦苇。
京城出生，却长在西安。
种过地、当过工人、做过炊事员，后来改行做绘景、美工，人生经历相当丰富。
如今已经调进西影厂里，当了四五年的编剧，至今也没写出过个好剧本。
“大编剧，剧本写的怎么样了？”有人问他。
“难产着呢。”芦苇一脸不在乎的说。
前段时间，厂长吴天明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想干什么。
芦苇当时也懵了。
听说厂里搞改革，他想着是不是自己每天在厂里混吃等死被厂长发现了。
情急之下，他一拍大腿，随口说了句：
“厂长，我想写一个以西部题材为主的剧本！”
哪成想，吴天明听了这句话，直接丢给他1000块钱，让他拿着去创作。
芦苇傻了。
下一秒就热泪盈眶，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吴天明赏识之恩。
从那天开始，芦苇就立志要为吴天明写一部惊天动地的西部题材剧本。
可惜至今还没个头绪。
这会也是，他握着笔，坐在桌前憋了半天，字没憋出一个，倒是憋了一肚子屎。
“老周，有啥新杂志没？”
“新杂志？我这儿只有最新一期的《延河》。”
“也行，拿来。”
芦苇夹着这册要来的《延河》，直奔厕所里头。
解开皮带，卸下裤子，点一支烟，一切就位以后，他长出一口气，然后抽出腋下那本《延河》，1983年的第1期。
“最后一个匈奴？”
芦苇定睛看了一眼目录，除了这篇小说，就没了其他作品。
这是一册专号？！
芦苇吓了一跳，《延河》作为他们sx省作协的省级杂刊，在他们陕西本地还是备受读者们追捧的。
像这样为一篇小说发专号的事情，芦苇还是第一次见。
他马上翻开第一页，在小说名《最后一个匈奴》的后面，跟着两个字，也就是作者的名字
——江弦。
芦苇只觉大脑通畅，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江弦同志的小说啊。”
“那确实值得发一期专号出来。”
前段时间，江弦凭借小说《芙蓉镇》捧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自然也传到了西安，传到了西影厂。
虽然还是第一年举办这个奖项。
但透过媒体们如此大的阵仗和声势报道，芦苇多少能体会到这个茅盾文学奖奖项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之大，在文学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每一位获奖作家，可以说都是当下文坛最炙手可热的存在，足以跻身于文学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当中。
所以江弦的小说能够得到《延河》这样的待遇，芦苇丝毫不觉得奇怪。
甚至不觉得这是江弦的荣幸，反倒是他们陕西作协刊物《延河》的荣幸。
“应该是江弦的新小说吧。”
似乎也是为了表达《延河》编辑部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在小说名的下方写了一段三四百字的编者按。
《延河》编辑部很少有写“编者按”的习惯，芦苇好奇的读了一下。
大意是说去年马尔克斯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风靡全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入国内读者的视野，并受到读者以及作家们的瞩目。
江弦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寻根文学”的理念，继《红高粱》之后，通过在陕北的几个月生活，为陕北高原献上了这篇小说，一部壮美史诗。
小说叙写了近百年时间里发生在陕北高原上的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杨作新、杨岸乡、黑大头等不同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对陕北高原上发生的大事件及大文化现象，表现出寻根究底的探索热情。
看到《最后一个匈奴》这个名字，芦苇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的渺远，想到的是飘渺广阔又荒凉的西北。
然而看编者按的介绍，这像是一部“大河”小说。
“大河”小说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也称“江河小说”，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
像日本的一些皇家物语，以普通人为主题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福尔赛世家》或是《双城记》《羊脂球》，《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南北乱世情》这三部算是极具代表性的，都是典型的“大河小说”。
芦苇的阅读量很大，深知在中国的小说创作里，大河小说非常少见。
说来这也是一个怪现象。
中国是如此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大河小说”这一类型上却一直存在极大的空缺，反倒是一些小国，极钟情于“大河小说”的写作。
带着一些好奇，芦苇陷入了《最后一个匈奴》这篇小说当中。
半个小时以后，芦苇一手扶着厕所的墙，一手捂着屁股，双腿一颤一颤的从厕所里出来。
“太震撼了！”
震撼于文笔优美，这不算稀奇了。
震撼于世事洞明的老练甚至老辣，这算难得了，但究竟也算不得稀奇。
毕竟没有这份世事洞明和对历史的熟稔，又岂敢轻易涉足“大河”文体。最让芦苇震撼的是，这篇小说所关注的，竟然是一个小文人！
什么是小文人？
学富五车满腹诗书，却没有居庙堂之高、匡扶天下的强迫症。
不至于如柳永、苏曼殊作茧自缚，堕入风尘温柔乡的泥淖。
也无法完全挣脱尘网的束缚，去数声渔笛在沧浪。
没有巧遇伯乐、谋得稻粱的命数。
也没有巧言令色、走旁门左道邪招。
这些人时时深陷于多重夹缝之中。
虽然所幸仍然可以安身立命、自得其乐，但显然，很难进入什么鸿篇巨制的法眼。
所以小文人在中国艺术创作的风景中是孤独甚至是失语的。
甭提小说，就是多数的中国民间故事，也总喜欢聚焦王公贵族。
即便是普通人的故事，那主人公也多是大宅门里的公子千金。
因为这样才容易以贵胄衬托历史的“大河”。
再不济，即便主人公是极其普通的草根，那至少也该是天赋异禀或者心怀大略，以青春励志的方式展现从草根到发家致富的时代变迁。
百无一用的书生，与出隆中、遇明主的诸葛亮，是同才不同心、不同命的。
安贫乐道的书生，与才动天下、命比纸薄的才子们，是同才同命、同心也不同心的。
这样的人，怎么能有故事？
怎么配得上宏大的史诗呢？
然而江弦就大篇幅写了这样一个小文人的角色：杨作新。
芦苇颤抖着双腿，几乎是爬一样艰难的回到办公室里，坐在椅子上，迫不及待的继续往后阅读。
杨作新是匈奴人的后裔。
他出身穷家，上过八年新学，博闻强记，身材颀长，面皮白净，眼睛深邃，长相俊美。
他人生中的首次英雄之举，是15岁从一伙强盗手里救下了黑大头。
赌徒黑大头被一伙强盗绑架，因为在限期内未收到赎金意欲撕票，人命关天之际，路过的半大小子杨作新出了一个让强盗头子满意、被人质黑大头叫好的主意，从鬼头刀下救得黑大头性命。
杨作新的第二次英雄之举，是27年我军和果军合作破裂后，他的恩师杜先生被打得遍体鳞伤并捆绑在肤施城北门以作诱饵，十七八岁的杨作新冒着被抓捕被杀头的危险，去与杜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杨作新的第三次英雄之举，是当义匪头子黑大头被果军特派大员设计杀害在丹州城后，他在黑大头妻子黑白氏的掩护下，杀了在事件中诱饵人物的头颅，并用那颗头换下挂在城门楼上的黑大头的头颅。
杨作新的第四次英雄之举是杀了恶妹夫秃子。
秃子的罪恶一是婚后三天就逼着妻子去做暗娼，二是带着县上的保安团上门抓捕躲避果军通缉的杨作新，杨作新虽侥幸逃脱，他的父亲却因此丧命。
杨作新的最后壮举是在狱中碰壁自杀。
江弦将他的死，将这件事的悲伤写的力透纸背。
中央r军与陕北r军曾经有过一些摩擦事件。
作为中央r军与陕北r军之间的联络员杨作新被借故抓起来投进边区监狱。
杨作新猜到自己被关押的真实原因：关押他有利于融合陕北r军与中央r军的关系。
于是他就在监狱安下心，静等形势好转。
谁料黑白氏竟千方百计准备劫狱救出杨作新，于是在劫狱当天，不到30岁的杨作新选择碰壁自杀，以死来表达他对我dang的无比忠诚之心。
其实这事儿是很复杂的，只是简单概括的话，听着杨作新一头撞死可能不觉得悲壮，反倒有点可笑，因为这事还涉及到个幽灵。
幽灵平生兴风作浪，死了四年，骨灰都给他刨出来扬了。
嗯，这些原书里面都写了。
总之，以杨作新混血美男子的容貌，和他老人家也夸赞为“陕北才子”的资质，足以成为将军或是文胆的候选人。
然而江弦没把杨作新写成个高帅富。
他就是一个小文人，渴望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大部分小文人一样。
这位小文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任何辉煌的业绩，甚至他的内心也从来没有构建起宏伟的志愿蓝图，在壮年就匆匆谢幕，草草地结束了生命，死得凄然，掩埋的茫然。
杨作新的故事结束了，芦苇紧接着往后看，因为杨作新只是这篇小说的一部分，只是匈奴们遗留蛛丝马迹的一小块。
看到杨岸乡要被送到保育院去，芦苇激动起来了。
他们对保育院当然不陌生，那儿被老百姓戏称为“贵族学校”，甭管是电影《马背上的摇篮》还是电视剧《悬崖百合》，都出色地描写过那个学校。
[
（上卷完）]
“.”
芦苇把烟头往地上一丢。
“瓜皮！”
这感觉太难受了。
芦苇看的正来劲，正处于一个为杨作新意难平，对杨岸乡充满期盼的阶段。
咔嚓。
就这么一下子断了。
“这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下卷么！”
他骂骂咧咧的把这册期刊拍到桌子上。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光是看这篇小说，或者说光是看这篇小说的下卷，就看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芦苇又点上一支烟。
他现在正处于刚看完一部小说之后空虚和失落的阶段。
“妈的，怎么会写的这么好？”
芦苇实在是纳闷，他记得江弦分明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怎么写陕西这片土地，写这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贫瘠土壤。
写的比他这个在陕西长大的人还懂！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那句话写的真好：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呀！”
人家生活几个月，就写这么一篇小说。
他生活了几十年，还憋不住一篇西部题材剧本。
（芦苇，《霸王别姬》编剧）
(本章完)
“嘿，听说了么？”
“咋了？”
“《进行曲》歌词恢复了！”
“真的假的？”
西安电影厂，几个大老爷们扎成一堆儿，说着《进行曲》歌词终于被恢复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怪现象：
唱进行曲，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
西影厂一名文学编辑叹了口气，“唉，田汉，我那会还看他老人家来着，王府大街64号，作协原来的地址。
文学编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为当年的凌辱抱着不平。
这时候，一个身着圆领素色套头衫、宽松军绿裤、圆口黑布鞋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拎起暖壶，接了杯热水。
他叫芦苇。
京城出生，却长在西安。
种过地、当过工人、做过炊事员，后来改行做绘景、美工，人生经历相当丰富。
如今已经调进西影厂里，当了四五年的编剧，至今也没写出过个好剧本。
“大编剧，剧本写的怎么样了？”有人问他。
“难产着呢。”芦苇一脸不在乎的说。
前段时间，厂长吴天明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想干什么。
芦苇当时也懵了。
听说厂里搞改革，他想着是不是自己每天在厂里混吃等死被厂长发现了。
情急之下，他一拍大腿，随口说了句：
“厂长，我想写一个以西部题材为主的剧本！”
哪成想，吴天明听了这句话，直接丢给他1000块钱，让他拿着去创作。
芦苇傻了。
下一秒就热泪盈眶，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吴天明赏识之恩。
从那天开始，芦苇就立志要为吴天明写一部惊天动地的西部题材剧本。
可惜至今还没个头绪。
这会也是，他握着笔，坐在桌前憋了半天，字没憋出一个，倒是憋了一肚子屎。
“老周，有啥新杂志没？”
“新杂志？我这儿只有最新一期的《延河》。”
“也行，拿来。”
芦苇夹着这册要来的《延河》，直奔厕所里头。
解开皮带，卸下裤子，点一支烟，一切就位以后，他长出一口气，然后抽出腋下那本《延河》，1983年的第1期。
“最后一个匈奴？”
芦苇定睛看了一眼目录，除了这篇小说，就没了其他作品。
这是一册专号？！
芦苇吓了一跳，《延河》作为他们sx省作协的省级杂刊，在他们陕西本地还是备受读者们追捧的。
像这样为一篇小说发专号的事情，芦苇还是第一次见。
他马上翻开第一页，在小说名《最后一个匈奴》的后面，跟着两个字，也就是作者的名字
——江弦。
芦苇只觉大脑通畅，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
“江弦同志的小说啊。”
“那确实值得发一期专号出来。”
前段时间，江弦凭借小说《芙蓉镇》捧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自然也传到了西安，传到了西影厂。
虽然还是第一年举办这个奖项。
但透过媒体们如此大的阵仗和声势报道，芦苇多少能体会到这个茅盾文学奖奖项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之大，在文学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每一位获奖作家，可以说都是当下文坛最炙手可热的存在，足以跻身于文学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当中。
所以江弦的小说能够得到《延河》这样的待遇，芦苇丝毫不觉得奇怪。
甚至不觉得这是江弦的荣幸，反倒是他们陕西作协刊物《延河》的荣幸。
“应该是江弦的新小说吧。”
似乎也是为了表达《延河》编辑部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在小说名的下方写了一段三四百字的编者按。
《延河》编辑部很少有写“编者按”的习惯，芦苇好奇的读了一下。
大意是说去年马尔克斯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风靡全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走入国内读者的视野，并受到读者以及作家们的瞩目。
江弦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寻根文学”的理念，继《红高粱》之后，通过在陕北的几个月生活，为陕北高原献上了这篇小说，一部壮美史诗。
小说叙写了近百年时间里发生在陕北高原上的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杨作新、杨岸乡、黑大头等不同时代里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对陕北高原上发生的大事件及大文化现象，表现出寻根究底的探索热情。
看到《最后一个匈奴》这个名字，芦苇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的渺远，想到的是飘渺广阔又荒凉的西北。
然而看编者按的介绍，这像是一部“大河”小说。
“大河”小说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也称“江河小说”，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
像日本的一些皇家物语，以普通人为主题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福尔赛世家》或是《双城记》《羊脂球》，《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南北乱世情》这三部算是极具代表性的，都是典型的“大河小说”。
芦苇的阅读量很大，深知在中国的小说创作里，大河小说非常少见。
说来这也是一个怪现象。
中国是如此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大河小说”这一类型上却一直存在极大的空缺，反倒是一些小国，极钟情于“大河小说”的写作。
带着一些好奇，芦苇陷入了《最后一个匈奴》这篇小说当中。
半个小时以后，芦苇一手扶着厕所的墙，一手捂着屁股，双腿一颤一颤的从厕所里出来。
“太震撼了！”
震撼于文笔优美，这不算稀奇了。
震撼于世事洞明的老练甚至老辣，这算难得了，但究竟也算不得稀奇。
毕竟没有这份世事洞明和对历史的熟稔，又岂敢轻易涉足“大河”文体。最让芦苇震撼的是，这篇小说所关注的，竟然是一个小文人！
什么是小文人？
学富五车满腹诗书，却没有居庙堂之高、匡扶天下的强迫症。
不至于如柳永、苏曼殊作茧自缚，堕入风尘温柔乡的泥淖。
也无法完全挣脱尘网的束缚，去数声渔笛在沧浪。
没有巧遇伯乐、谋得稻粱的命数。
也没有巧言令色、走旁门左道邪招。
这些人时时深陷于多重夹缝之中。
虽然所幸仍然可以安身立命、自得其乐，但显然，很难进入什么鸿篇巨制的法眼。
所以小文人在中国艺术创作的风景中是孤独甚至是失语的。
甭提小说，就是多数的中国民间故事，也总喜欢聚焦王公贵族。
即便是普通人的故事，那主人公也多是大宅门里的公子千金。
因为这样才容易以贵胄衬托历史的“大河”。
再不济，即便主人公是极其普通的草根，那至少也该是天赋异禀或者心怀大略，以青春励志的方式展现从草根到发家致富的时代变迁。
百无一用的书生，与出隆中、遇明主的诸葛亮，是同才不同心、不同命的。
安贫乐道的书生，与才动天下、命比纸薄的才子们，是同才同命、同心也不同心的。
这样的人，怎么能有故事？
怎么配得上宏大的史诗呢？
然而江弦就大篇幅写了这样一个小文人的角色：杨作新。
芦苇颤抖着双腿，几乎是爬一样艰难的回到办公室里，坐在椅子上，迫不及待的继续往后阅读。
杨作新是匈奴人的后裔。
他出身穷家，上过八年新学，博闻强记，身材颀长，面皮白净，眼睛深邃，长相俊美。
他人生中的首次英雄之举，是15岁从一伙强盗手里救下了黑大头。
赌徒黑大头被一伙强盗绑架，因为在限期内未收到赎金意欲撕票，人命关天之际，路过的半大小子杨作新出了一个让强盗头子满意、被人质黑大头叫好的主意，从鬼头刀下救得黑大头性命。
杨作新的第二次英雄之举，是27年我军和果军合作破裂后，他的恩师杜先生被打得遍体鳞伤并捆绑在肤施城北门以作诱饵，十七八岁的杨作新冒着被抓捕被杀头的危险，去与杜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杨作新的第三次英雄之举，是当义匪头子黑大头被果军特派大员设计杀害在丹州城后，他在黑大头妻子黑白氏的掩护下，杀了在事件中诱饵人物的头颅，并用那颗头换下挂在城门楼上的黑大头的头颅。
杨作新的第四次英雄之举是杀了恶妹夫秃子。
秃子的罪恶一是婚后三天就逼着妻子去做暗娼，二是带着县上的保安团上门抓捕躲避果军通缉的杨作新，杨作新虽侥幸逃脱，他的父亲却因此丧命。
杨作新的最后壮举是在狱中碰壁自杀。
江弦将他的死，将这件事的悲伤写的力透纸背。
中央r军与陕北r军曾经有过一些摩擦事件。
作为中央r军与陕北r军之间的联络员杨作新被借故抓起来投进边区监狱。
杨作新猜到自己被关押的真实原因：关押他有利于融合陕北r军与中央r军的关系。
于是他就在监狱安下心，静等形势好转。
谁料黑白氏竟千方百计准备劫狱救出杨作新，于是在劫狱当天，不到30岁的杨作新选择碰壁自杀，以死来表达他对我dang的无比忠诚之心。
其实这事儿是很复杂的，只是简单概括的话，听着杨作新一头撞死可能不觉得悲壮，反倒有点可笑，因为这事还涉及到个幽灵。
幽灵平生兴风作浪，死了四年，骨灰都给他刨出来扬了。
嗯，这些原书里面都写了。
总之，以杨作新混血美男子的容貌，和他老人家也夸赞为“陕北才子”的资质，足以成为将军或是文胆的候选人。
然而江弦没把杨作新写成个高帅富。
他就是一个小文人，渴望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大部分小文人一样。
这位小文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任何辉煌的业绩，甚至他的内心也从来没有构建起宏伟的志愿蓝图，在壮年就匆匆谢幕，草草地结束了生命，死得凄然，掩埋的茫然。
杨作新的故事结束了，芦苇紧接着往后看，因为杨作新只是这篇小说的一部分，只是匈奴们遗留蛛丝马迹的一小块。
看到杨岸乡要被送到保育院去，芦苇激动起来了。
他们对保育院当然不陌生，那儿被老百姓戏称为“贵族学校”，甭管是电影《马背上的摇篮》还是电视剧《悬崖百合》，都出色地描写过那个学校。
[
（上卷完）]
“.”
芦苇把烟头往地上一丢。
“瓜皮！”
这感觉太难受了。
芦苇看的正来劲，正处于一个为杨作新意难平，对杨岸乡充满期盼的阶段。
咔嚓。
就这么一下子断了。
“这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下卷么！”
他骂骂咧咧的把这册期刊拍到桌子上。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光是看这篇小说，或者说光是看这篇小说的下卷，就看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芦苇又点上一支烟。
他现在正处于刚看完一部小说之后空虚和失落的阶段。
“妈的，怎么会写的这么好？”
芦苇实在是纳闷，他记得江弦分明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
怎么写陕西这片土地，写这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贫瘠土壤。
写的比他这个在陕西长大的人还懂！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那句话写的真好：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呀！”
人家生活几个月，就写这么一篇小说。
他生活了几十年，还憋不住一篇西部题材剧本。
（芦苇，《霸王别姬》编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