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可以算是‘阅尽’中华五千年历史，他也大略清楚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脉络，而也明白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皆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要判断一个思想家的伟大程度，他也知道这要看其能否对自己所处的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有清醒的认识，并建立起独特的“历史意识”。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上千年，赵昺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当然自己的思想在前世也受到影响。但他也知道儒家思想也非是一成不变，自孔子开创后，其门下弟子及后世的儒士做出了多种解读和发展，并不断的进行革新和完善，以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
刚才陆秀夫猜测的不错，赵昺在这段时间中是‘弃武从文’，拿起了过去十分厌弃的经史，试图从中找出自己所需，而荀子所著的典籍也在其内。他发现其所言虽然‘离经叛道’，受到历代儒者的批评，但也非无可取之处，尤其是某些言论十分契合当下的形势。
不过皇帝言语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却让陆秀夫和邓光荐心中不免惊诧，在他们的认知中荀子并非是正统，甚至背离了先师孔圣人的思想，且有些思想受到后世大儒的批判和屏弃，与当下流行的观点存在着十分大的分歧，因而长期受到压制。
首先荀子在天命的问题上就不为大多数儒士所接受。其实所谓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
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但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其次，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也已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此外，荀子被后世儒家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韩非。他们都曾经跟荀子学“帝王术”，而这也是陆秀夫两人最为担心的问题，担心皇帝因此走上歧路。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传经之儒，但其对人性之善恶有背于圣人之说……”邓光荐觉得自己身为帝师，有责任校正学生的歪念，想了想出言道。
“先生，朕以为人性之善恶，对儒家并无决定的意义，其价值亦仅仅在于可以为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而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争论不休，迄今也无定论，所以朕认为还是将此交予学儒们去辩论，咱们不必再这上面纠缠。”赵昺言道。
“再者，荀子以为人性本恶，也只是表明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并无差别。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圣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讲成圣，亦是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的传经之儒，但是其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礼法，非是我辈之学，更非治国之道！”本想与皇帝辩论下性善、性恶之说，可被其一句话给堵到了嗓子眼儿里，邓光荐只能转换话题，让陛下无法再避开。
“荀子以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孟子及‘离经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而荀子的学说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伦价值观。而荀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从人性论来说，孟子和荀子，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达到“上下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其崇高的“舍身取义”精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头吗？
保守的说，孟子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恶”，则为法家、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下基础，同时荀子的理论还带有仁学色彩，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韩非主理论，然后他们作为法家，没有人情味，那就是后话了。从行动、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已是大功一件，真没必要苛求古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
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伟大的深刻洞见。而荀子从逻辑上推理“化性起伪”，说社会制度来源，同样是跨时代的伟大思想。而对于社会的观点，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恒产者有恒心”，荀子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两者的观点，很难说谁的更重要，谁更高明。而赵昺觉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舍，成年人则表示都要。
“这……”邓光荐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说’给窝了脖，气恼之余，也觉得陛下所言并非没有丝毫道理，竟然他一时难以反驳。他也清楚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秦国崛起之时，诸家都面临着挑战，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吸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
邓光荐也算是当下宋朝大儒，熟知经史，他虽未能在《史记》的荀子传记中看到他入秦的记载，但在《荀子》中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他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则能够“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朝廷也有决断力，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在《儒效》中还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秦昭王直接对他说，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强调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对于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要求，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随即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儒家若成为一个“人上”该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子虽然强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但更为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坚持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王道，而非暴力获取——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很显然，在荀子这里，他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须以天下为公的态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时的做法正是如此……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上千年，赵昺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当然自己的思想在前世也受到影响。但他也知道儒家思想也非是一成不变，自孔子开创后，其门下弟子及后世的儒士做出了多种解读和发展，并不断的进行革新和完善，以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
刚才陆秀夫猜测的不错，赵昺在这段时间中是‘弃武从文’，拿起了过去十分厌弃的经史，试图从中找出自己所需，而荀子所著的典籍也在其内。他发现其所言虽然‘离经叛道’，受到历代儒者的批评，但也非无可取之处，尤其是某些言论十分契合当下的形势。
不过皇帝言语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却让陆秀夫和邓光荐心中不免惊诧，在他们的认知中荀子并非是正统，甚至背离了先师孔圣人的思想，且有些思想受到后世大儒的批判和屏弃，与当下流行的观点存在着十分大的分歧，因而长期受到压制。
首先荀子在天命的问题上就不为大多数儒士所接受。其实所谓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
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但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其次，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也已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产生冲突。
此外，荀子被后世儒家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韩非。他们都曾经跟荀子学“帝王术”，而这也是陆秀夫两人最为担心的问题，担心皇帝因此走上歧路。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传经之儒，但其对人性之善恶有背于圣人之说……”邓光荐觉得自己身为帝师，有责任校正学生的歪念，想了想出言道。
“先生，朕以为人性之善恶，对儒家并无决定的意义，其价值亦仅仅在于可以为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而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争论不休，迄今也无定论，所以朕认为还是将此交予学儒们去辩论，咱们不必再这上面纠缠。”赵昺言道。
“再者，荀子以为人性本恶，也只是表明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并无差别。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圣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讲成圣，亦是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的传经之儒，但是其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礼法，非是我辈之学，更非治国之道！”本想与皇帝辩论下性善、性恶之说，可被其一句话给堵到了嗓子眼儿里，邓光荐只能转换话题，让陛下无法再避开。
“荀子以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孟子及‘离经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而荀子的学说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伦价值观。而荀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从人性论来说，孟子和荀子，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达到“上下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其崇高的“舍身取义”精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头吗？
保守的说，孟子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恶”，则为法家、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下基础，同时荀子的理论还带有仁学色彩，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韩非主理论，然后他们作为法家，没有人情味，那就是后话了。从行动、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已是大功一件，真没必要苛求古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
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伟大的深刻洞见。而荀子从逻辑上推理“化性起伪”，说社会制度来源，同样是跨时代的伟大思想。而对于社会的观点，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恒产者有恒心”，荀子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两者的观点，很难说谁的更重要，谁更高明。而赵昺觉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舍，成年人则表示都要。
“这……”邓光荐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说’给窝了脖，气恼之余，也觉得陛下所言并非没有丝毫道理，竟然他一时难以反驳。他也清楚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秦国崛起之时，诸家都面临着挑战，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吸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
邓光荐也算是当下宋朝大儒，熟知经史，他虽未能在《史记》的荀子传记中看到他入秦的记载，但在《荀子》中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他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则能够“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朝廷也有决断力，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在《儒效》中还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秦昭王直接对他说，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强调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对于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要求，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随即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儒家若成为一个“人上”该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子虽然强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但更为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坚持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王道，而非暴力获取——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很显然，在荀子这里，他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须以天下为公的态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时的做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