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听着皇帝与邓光荐间的辩论，陆秀夫心中默念道。
这段话出自荀子在《正论》中所言，是其基于春秋时期的形势所做出的论断。陆秀夫也清楚其对于当时秦国局势做出的判断，荀子以为秦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是“形胜”。而“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但是，若从更高的标准来看，亦及从“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则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别区分了一般性的治国和王天下的差别，也就是若你只是要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则需要纯粹的先王之道的标准，而想要“一天下”，让天下人归往，则需要“价值的感召力”，这是秦国之所短。
陆秀夫认为荀子的论断也在其后得到了证实。秦国采用耕战的方式扩大领土、组织生产，破除等级制度，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地位，这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制度创新的优势，但秦国未能处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这体现了荀子的眼光，也成为汉儒试图以儒为主统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辅的社会秩序的凭证。
荀子被后世儒家诟病的地方，陆秀夫同样清楚除了其主张性恶论之外，就是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这两个弟子曾经跟荀子学“帝王术”，在历史巨变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策。
彼时李斯和韩非都是对“历史时刻”有充分认识的，韩非推进了荀子的历史观，并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认为先王之道对于上古可能是适用的，但在这个竞争时代，主要靠“力气”。
韩非虽为秦始皇所欣赏，但他并没有获得治国之机会，而李斯抓住了将他的“历史意识”现实化的“时运”。因为李斯觉得楚国难以实现他的理想，而六国则显出了衰败之相，所以他辞别荀子，要去秦国寻找机会。在辞别之时，李斯也体现出他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自己必须要把握住一切机会。
李斯认为在秦国要吞并天下的时候，也是布衣之士发挥其能力并获得成就的好时机。他说，这个社会普遍看不起卑贱之人，鄙视穷苦之士。“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由此可见，李斯之游说秦王，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国为了其大目标需要吸纳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说明其的所为具有严重的功利性，这与儒家的道德标准是相违背的，但也获得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李斯和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更为相信权力（势）和术（御下之术）在统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实践证明了这样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陆秀夫因而也认为某种程度上看，汉儒是对荀子的儒家现实主义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秦以后的列朝，虽然大一统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国”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只是一种虚设论点而已，或者只是为家天下制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与邓光荐还在争论，陆秀夫在心里叹了口气。他明白作为传经之儒，荀子当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但身处齐、楚这样的争霸之国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学宫这样的辩论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为接地气的现实关怀，他不再否定诸侯们保卫自己领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绝承认功利目标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在春秋那个时代氛围中不能带来现实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会被百家争鸣的时代所抛弃。如果说一切各种学说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人性之善恶就是一个虚幻的“设准”。如此一来，善和恶都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那么也就不能有所谓良知的呈现，道德的实践。
由此，若要从荀子的角度来重建儒家的理想，只能说诸子百家的政治立场都是基于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上，其同大多数儒家代表人物一样，其主要思想也是为了服务君主，强调由于人性恶，那么君主制定礼义制度，建立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就成为使天下太平的必要。出于服务于统治的原因，其本身就是为了支持“统治权力”。
在荀子这里，他对儒家传统的当下意义的认识集中地体现的“先王之道”和“法后王”这个议题上。有人说，强调先王是儒家的传统，而“法后王”则是荀子的创见。或者可以说“法后王”是荀子试图处理在坚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进行“现实性变通”，也就是说，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
陆秀夫以为当前虽不比春秋大变革的时期，但是现下对于大宋来说也是‘关键’时刻。当前对于本朝存在复国、中兴等数种说法，而在陆秀夫看来其实无异于重建一个王朝，小皇帝就是这个新宋的开国之君，对于国体和政体都有着变动和革新。
在琼州行朝时期，朝廷只设置尚书和枢密二省，除了精简庞大机构，提高效率之外，也是皇权和相权之争的意味。小皇帝以此抬高武人的地位，压制士人，从而使羸弱的皇权得以重树。陆秀夫以为小皇帝无论从自身考虑及形势考量并无不可。
彼时行朝人心混乱，行朝各派间内斗不止，而皇帝尚是稚童，难以服众，使得行朝行政无力，没有统一的目标。且那时敌军环伺，战事频繁，行朝时时面临倾覆。这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主持大局，而小皇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在朝廷虚弱的时候，凭着武人的支持重树起皇权的威严。
皇帝收服朝廷众将，若是说是其靠着自己的运筹帷幄战无不胜和亲临战阵的勇气，那么对于行朝官吏们就是‘一饭之恩’和胸怀天下的气度。要知道当初陛下是在文臣们一片反对声中登上宝座，更是将其视为傀儡，且并不为士人们所喜。
在崖山生死关头之际，陆秀夫相信皇帝可以凭借自己的亲军从战场脱身，看着行朝中的反对者彻底覆灭，然后退回崖山另起炉灶，这比力挽狂澜击退敌军，并将行朝移驻琼州要轻松的多，且也是上位者打压异己的惯常手段。而回到琼州后，那时行朝上下虽然逃得生天，但也朝廷官员是人心惶恐，担心遭到清洗。
不过皇帝并没有对行朝官员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也并没有大规模的裁撤冗余官员，只是对陈宜中一派人马进行了有限度的打压。且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们一个官位，给了他们俸禄，让他们没有在那个艰难时刻饿死。而当收复江南后，这些人又被委以重任。
所以陆秀夫知道朝中的官员虽然有时候还会暗中骂皇帝，但是心中还是十分感激其的，这也是在初回江南后陈宜中归国勾结朝中官员试图篡权的时候，除了那些遭到清洗的士族和乡绅外，少有朝廷官员参与其中的缘由。而在随后的镇乱中，朝廷上下能够依然支持皇帝，并在太后下旨处死陈宜中时没有人反对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之后，皇帝的权威应该说是达到了巅峰，其在军中的地位已经是无可动摇，在行政系统其的亲信官员已经纷纷崭露头角，跻身于地方大员。但在如此形势下，皇帝却主张恢复三省六部制，并同意削减御前护军，限制内廷的权利。
在外人看来，这是皇帝欲分尚书省之权，打压长踞相位的自己，但是陆秀夫明白在此次变革中权益受损最大的其实是皇帝。当然也有人认为群相制分割了相权，避免出现权相，但何尝不是压制了皇权，使皇帝难以独断朝纲。
对于皇帝在权势如日中天之时，主动让权，陆秀夫一直觉得有些迷惑。若是说皇帝在为后世谋算，担心家中出了败家子，守不住家业，才想着通过分割相权，出让皇权来维持朝廷的运转。这个理由虽然勉强说的过去，但是小皇帝才二十多岁，时至青壮年，大可再等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实施，而不是当下。
但是通过今日之事，陆秀夫有些明悟，似乎窥视到了那么一丝圣心，才发现皇帝是在下一盘大棋，也许是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甚至后世的棋局……
这段话出自荀子在《正论》中所言，是其基于春秋时期的形势所做出的论断。陆秀夫也清楚其对于当时秦国局势做出的判断，荀子以为秦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是“形胜”。而“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
但是，若从更高的标准来看，亦及从“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则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别区分了一般性的治国和王天下的差别，也就是若你只是要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则需要纯粹的先王之道的标准，而想要“一天下”，让天下人归往，则需要“价值的感召力”，这是秦国之所短。
陆秀夫认为荀子的论断也在其后得到了证实。秦国采用耕战的方式扩大领土、组织生产，破除等级制度，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地位，这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制度创新的优势，但秦国未能处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这体现了荀子的眼光，也成为汉儒试图以儒为主统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辅的社会秩序的凭证。
荀子被后世儒家诟病的地方，陆秀夫同样清楚除了其主张性恶论之外，就是他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这两个弟子曾经跟荀子学“帝王术”，在历史巨变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策。
彼时李斯和韩非都是对“历史时刻”有充分认识的，韩非推进了荀子的历史观，并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认为先王之道对于上古可能是适用的，但在这个竞争时代，主要靠“力气”。
韩非虽为秦始皇所欣赏，但他并没有获得治国之机会，而李斯抓住了将他的“历史意识”现实化的“时运”。因为李斯觉得楚国难以实现他的理想，而六国则显出了衰败之相，所以他辞别荀子，要去秦国寻找机会。在辞别之时，李斯也体现出他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自己必须要把握住一切机会。
李斯认为在秦国要吞并天下的时候，也是布衣之士发挥其能力并获得成就的好时机。他说，这个社会普遍看不起卑贱之人，鄙视穷苦之士。“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由此可见，李斯之游说秦王，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国为了其大目标需要吸纳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说明其的所为具有严重的功利性，这与儒家的道德标准是相违背的，但也获得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李斯和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更为相信权力（势）和术（御下之术）在统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实践证明了这样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陆秀夫因而也认为某种程度上看，汉儒是对荀子的儒家现实主义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秦以后的列朝，虽然大一统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国”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只是一种虚设论点而已，或者只是为家天下制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与邓光荐还在争论，陆秀夫在心里叹了口气。他明白作为传经之儒，荀子当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但身处齐、楚这样的争霸之国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学宫这样的辩论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为接地气的现实关怀，他不再否定诸侯们保卫自己领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绝承认功利目标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在春秋那个时代氛围中不能带来现实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会被百家争鸣的时代所抛弃。如果说一切各种学说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人性之善恶就是一个虚幻的“设准”。如此一来，善和恶都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那么也就不能有所谓良知的呈现，道德的实践。
由此，若要从荀子的角度来重建儒家的理想，只能说诸子百家的政治立场都是基于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上，其同大多数儒家代表人物一样，其主要思想也是为了服务君主，强调由于人性恶，那么君主制定礼义制度，建立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就成为使天下太平的必要。出于服务于统治的原因，其本身就是为了支持“统治权力”。
在荀子这里，他对儒家传统的当下意义的认识集中地体现的“先王之道”和“法后王”这个议题上。有人说，强调先王是儒家的传统，而“法后王”则是荀子的创见。或者可以说“法后王”是荀子试图处理在坚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进行“现实性变通”，也就是说，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
陆秀夫以为当前虽不比春秋大变革的时期，但是现下对于大宋来说也是‘关键’时刻。当前对于本朝存在复国、中兴等数种说法，而在陆秀夫看来其实无异于重建一个王朝，小皇帝就是这个新宋的开国之君，对于国体和政体都有着变动和革新。
在琼州行朝时期，朝廷只设置尚书和枢密二省，除了精简庞大机构，提高效率之外，也是皇权和相权之争的意味。小皇帝以此抬高武人的地位，压制士人，从而使羸弱的皇权得以重树。陆秀夫以为小皇帝无论从自身考虑及形势考量并无不可。
彼时行朝人心混乱，行朝各派间内斗不止，而皇帝尚是稚童，难以服众，使得行朝行政无力，没有统一的目标。且那时敌军环伺，战事频繁，行朝时时面临倾覆。这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主持大局，而小皇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在朝廷虚弱的时候，凭着武人的支持重树起皇权的威严。
皇帝收服朝廷众将，若是说是其靠着自己的运筹帷幄战无不胜和亲临战阵的勇气，那么对于行朝官吏们就是‘一饭之恩’和胸怀天下的气度。要知道当初陛下是在文臣们一片反对声中登上宝座，更是将其视为傀儡，且并不为士人们所喜。
在崖山生死关头之际，陆秀夫相信皇帝可以凭借自己的亲军从战场脱身，看着行朝中的反对者彻底覆灭，然后退回崖山另起炉灶，这比力挽狂澜击退敌军，并将行朝移驻琼州要轻松的多，且也是上位者打压异己的惯常手段。而回到琼州后，那时行朝上下虽然逃得生天，但也朝廷官员是人心惶恐，担心遭到清洗。
不过皇帝并没有对行朝官员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也并没有大规模的裁撤冗余官员，只是对陈宜中一派人马进行了有限度的打压。且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们一个官位，给了他们俸禄，让他们没有在那个艰难时刻饿死。而当收复江南后，这些人又被委以重任。
所以陆秀夫知道朝中的官员虽然有时候还会暗中骂皇帝，但是心中还是十分感激其的，这也是在初回江南后陈宜中归国勾结朝中官员试图篡权的时候，除了那些遭到清洗的士族和乡绅外，少有朝廷官员参与其中的缘由。而在随后的镇乱中，朝廷上下能够依然支持皇帝，并在太后下旨处死陈宜中时没有人反对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之后，皇帝的权威应该说是达到了巅峰，其在军中的地位已经是无可动摇，在行政系统其的亲信官员已经纷纷崭露头角，跻身于地方大员。但在如此形势下，皇帝却主张恢复三省六部制，并同意削减御前护军，限制内廷的权利。
在外人看来，这是皇帝欲分尚书省之权，打压长踞相位的自己，但是陆秀夫明白在此次变革中权益受损最大的其实是皇帝。当然也有人认为群相制分割了相权，避免出现权相，但何尝不是压制了皇权，使皇帝难以独断朝纲。
对于皇帝在权势如日中天之时，主动让权，陆秀夫一直觉得有些迷惑。若是说皇帝在为后世谋算，担心家中出了败家子，守不住家业，才想着通过分割相权，出让皇权来维持朝廷的运转。这个理由虽然勉强说的过去，但是小皇帝才二十多岁，时至青壮年，大可再等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实施，而不是当下。
但是通过今日之事，陆秀夫有些明悟，似乎窥视到了那么一丝圣心，才发现皇帝是在下一盘大棋，也许是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甚至后世的棋局……